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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去年12月減持了342億美元美國國債，不少人大聲叫好，并加以引申，將其上升到某種戰(zhàn)略高度，呼吁更大幅度的減持，甚至完全放棄持有美國國債，購買更為實在的戰(zhàn)略性商品。筆者要說，這是對一次正常市場行為的過度解讀。
第一，中國貿易順差將長期存在。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在于制造業(yè)，這不但是因為我們有大量富余勞動力，更由于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的不足，而這恰好是美國人的優(yōu)勢，中美之間具有“天然”的互補性，所以，中美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中國的大量貿易順差，是進口不抵出口的直接后果，如果美國人愿意出售高科技產品和成果，中國的貿易順差就不會累積到如此規(guī)模，而可以實現(xiàn)平衡。可美國人不愿意，按照克魯格曼的說法，美國人也沒有必要和緊迫，非要出售高科技產品不可。有種看法認為，美國將恢復和擴大傳統(tǒng)制造業(yè)，比如汽車業(yè)，這還需要觀察。除非發(fā)生類似于互聯(lián)網的革命，否則，美國沒有必要、沒有能力跟中國和日本等在制造業(yè)爭鋒。所以，中美貿易中，中國年復一年的貿易順差，也就具有必然性，而且在今后的很長時間內，都難以改變。
不要瞧不起制造業(yè)，以為沒有多大出息。要知道，所謂高科技產品，最后都會變成勞動密集型產品，如電視機、筆記本。制造，本是個學習和提高的過程，實際上，正是在成為制造業(yè)大國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技術，了解了市場，改變了整個經濟的面貌。比如，我們正在制造的大飛機，就是學習過程的產物。何況，也沒有證據(jù)表明，誰先發(fā)明和進入市場，誰就可以通吃，如電視機，是美國人的發(fā)明，但日本和中國才是最大的受益國。
第二，美國國債仍是相對安全的資產。通過貿易順差獲得的美元貨幣，有多種保值和增值渠道。比如對外投資，包括金融投資、購買資源類產品等。但是，盈利與風險相伴隨，投資的第一條準則，是安全而非盈利。何況在對外投資中，我們失利的教訓已足夠充分，雖然不能因噎廢食，但是，投資高風險的海外金融市場，不可能成為利用美元貨幣的主渠道。
有人主張用手里的美元購買石油、黃金等資源類產品。但是，石油也好，黃金也罷，歷史上，都有過價格長期單邊下跌的情況。除了商品的供求因素，以及期貨市場炒作外，石油等商品以美元計價，美元是旁人無法把握的，只有美國可以駕馭，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石油已然成為金本位被廢棄后的美元“新本位”，持有美元和美元資產，與美元共舞，與持有石油等具有同等價值，甚至是更方便和安全的選擇。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固然有限，但是，畢竟還有收益，基本能做到保值，是一種差強人意的結果。
第三，有人認為，一旦中國大幅度減持，美國國債將一落千丈。這是值得商榷的。美國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窄口徑，不包括醫(y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大約為37%，這個比率遠非全球最高，大致排在26位。奧巴馬已決心在2012財年消滅財政赤字，再考慮到美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依然較為樂觀，美國國債尚在安全的范圍內，被大幅度貶值的可能性不大。
在美國目前10萬多億美元的國債中，由外國政府持有的比重大約為25%，中國、日本、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巴西、新加坡、俄羅斯等都持有數(shù)量不菲的美國國債。其中中國和日本大約各持有這25%的20%，也就是5%左右。這個規(guī)模不足以決定美國國債的基本走勢。實際上，在中國減持的同時，日本和英國同時在增持，而中國依然是美國國債第二大債權國。這說明，世人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信心并沒有喪失，大幅度減持美國國債的時機未到。還有一點，與其他國家所欠的外債不同，美國政府最終要支付的不過是美元，而美元是美國人自己就可以印的。美國的外債和內債，沒有區(qū)別，都是“左手欠右手”。
第四，外匯儲備多元化非短期目標。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包括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說到底，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文化實力，以及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短期不可超越。美國國債每年以5000億的速度增加，美元確有貶值之憂，但美元也有增值的相反傾向，比如歐元區(qū)部分國家的財政危機中，美元在繼續(xù)走弱的預期下，就出現(xiàn)了一波像樣的反彈。畢竟，美元貶值也會傷害美國自身的利益，包括作為世界最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豈能輕易放棄？
貿易順差，不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道理很簡單，巨大的貿易順差，并不表明中國占了多大的便宜，購買美國國債的機會成本不小，如果把相應的資金，用于國內投資，收益率遠高于國債收益率。但貿易順差也并非沒有好處。比如石油和大宗商品，基本只能用美元購買，僅僅在這個意義上，持有美元和美元資產，就是必要的。
所以，我們寧可認為，中國在美元指數(shù)接近79的高位，美元漲幅達到2.46%的時候，減持美國國債，是一次再正常不過的市場行為。夸大和過度解讀，是不適當和無益的。很多事情，是需要更長時間等待的。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府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