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增加總需求的情況下，增量投資會導致產能過剩，強制性消除落后產能不僅成本巨大，短期內還會影響就業和社會穩定，甚至拖消費的后腿�？梢哉f，如果不從根本上增加社會需求，加快國民經濟循環，一味地改善供給質量是沒有出路的，脫離了總需求的結構調整也是沒有出路的。
雖然2009年我國經濟在全球率先實現企穩回升,但經濟回升的基礎依然脆弱，國民經濟內循環的大格局和制度基礎尚未形成，外部環境復雜多變。如果應對不當，2010年下半年經濟增長有可能重新調頭向下，甚至滑入滯漲或蕭條通道。
當前經濟回升向好有很多表面性和短期性因素，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的風險正在集聚，外部環境依然嚴峻復雜，2010年特別是下半年的經濟走向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主要判斷依據是：第一，外部需求在短期內難以扭轉頹勢。雖然世界經濟步入了復蘇進程，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在延續，主要發達經濟體失業率繼續攀升、保護主義升級、通脹預期增強。盡管12月份我國外貿出口出現了17.7%的高速增長，遠遠超出了社會上此前5.5%的預期，但是其中有進口國季節性補充庫存等短期因素和去年基數較低等偶然因素。就當前美歐主要經濟體國家失業率和居民儲蓄率的變化趨勢看，短期內外部需求增長不可能有較大變化。第二，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從當前行業效益看，主要是石化、汽車、施工房地產、建材等行業利潤大幅增長，這直接得益于政府投資帶動的大規�；A設施建設，而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主要戰略性新興產業還停留在概念階段，離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第三，國內投資增長后續乏力。由于壟斷行業、社會事業舉辦體制、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等領域一直沒有出臺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加上盈利性高的市場熱點尚未形成，民間投資遲遲沒有全面跟進政府投資。此外，目前中央政府投資缺乏優質的后續儲備項目，地方政府配套資金籌措困難，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因為過度舉債而債臺高筑。這些問題都嚴重制約了中央投資的帶動效應，導致政府投資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考驗。2010年中央基本建設投資在4千億左右，如果信貸略有緊縮、民間投資環境沒有實質性改善，這4千億中央投資對20多萬億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究竟能發揮多大的帶動效應，確實值得懷疑。第四，進一步拉動消費增長的難度加大。在大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做調整，廣大中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的收入沒有實質性提高的情況下，家電下鄉和汽車下鄉僅僅是把未來的消費提前激發出來而已，理論上不會增加消費總量，反過來還會增加進一步繼續擴大消費需求的難度。
在總供給和總需求中，當務之急是有效增加總需求。只有總需求增加了，現有產能才會流動起來，循環起來，通過增量來稀釋和淘汰存量，實現結構調整。否則，在不增加總需求的情況下，增量投資會導致產能過剩，強制性消除落后產能不僅成本巨大，短期內還會影響就業和社會穩定，甚至拖消費的后腿�？梢哉f，如果不從根本上增加社會需求，加快國民經濟循環，一味地改善供給質量是沒有出路的，脫離了總需求的結構調整也是沒有出路的。
理論上講，國民經濟內循環的大格局和制度基礎形成之日，就是政府主導的投資刺激政策退出之時。如果這個制度前提不成立，宏觀政策就會進退維谷。一方面，短期性政府投資刺激政策即將用盡，不可持續；另一方面，啟動內需促進國民經濟內循環的基本格局和制度基礎尚未形成。如果唐突退出，由于新的市場熱點還沒有真正形成、民間投資尚未實質性啟動，經濟運行在缺乏外力刺激的情況下極有可能會重新回到蕭條通道；如果不退出的話，本輪刺激政策推動形成的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主要是資產泡沫）正在加速積累，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外部需求拉動，國民經濟極有可能滑入滯漲軌道。
實際上，目前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已經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地步，這也可以從當前政策與措施調控姿態之間“一松一緊”或者說“外松內緊”的微妙差異中管窺一斑。盡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0年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連續性，但是，從去年年底以來，有關部門先后從產能調控、房地產市場、土地供應、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等方面對政府和社會投資開始進行規范，與此同時，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在悄然轉向。繼2010年1月7日，央行將3個月期央票利率上行4個基點，至1.3684%，1月12日，央行又在5個月之后首次上調1年期央票的參考收益率，使之回升8.29個基點，至1.8434%后，從2010年1月18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貨幣信貸緊縮之勢日趨明顯。當然，考慮到大規模的在建投資項目、后續乏力的投資刺激政策和缺乏明顯內生動力的社會投資和消費，宏觀經濟政策由寬松向緊縮轉變恐怕還得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搖擺過程，這個過程考驗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
很明顯，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姿態和取向非常關鍵。當前，對政府投資刺激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核心問題，也是目前輿論焦點。但是，就產能論產能、就通脹論通脹，如同就增長論增長一樣，不可能找到徹底解決問題的答案。目前宏觀政策的尷尬局面反映出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即本輪政府刺激政策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深層次戰略性問題關注不夠，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和權宜性。
從投資看，我國最大的投資空間是城鎮化，不是狹義的土地城鎮化，而是健康快速的人口城鎮化，但是現行“二元”的城鄉體制不破除，人口城鎮化就難以推進。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城鄉之間公共資源和生產要素合理流動的問題，特別是城鄉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統一性問題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問題等，遲遲沒有大的動作和實質性推進。從消費看，近年來國民收入繼續向政府、企業和壟斷行業集中，居民收入和勞動者報酬比重遲遲得不到明顯提高。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盡管社會上對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呼聲很高，但是無論是一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都沒有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出臺。物業稅一拖再拖，個人所得稅改革、國有企業上繳紅利補充社�；�、規范壟斷行業工資收入等問題一直久拖不決。
可以斷定，如果年內外部需求沒有實質性增長，過度關注短期問題的政策局限性對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將更加嚴重。要使中國經濟在不依靠外力的情況下，徹底恢復持續快速發展，必須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真正把政策著力點放在消除制約內需增長的體制機制障礙上，即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快速推進人口城市化上，進一步講，政策著力點應該放在調節國民收入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上。不下大決心、大氣力深化改革，這些問題不可能得到有效解決，宏觀調控政策也很難在短期內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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