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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后危機時代復蘇與不平衡相伴而生

2010-02-03 來源:經濟參考報

周其仁簡介

　　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早年下鄉黑龍江。1978年至1982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1989年至1995年求學英美。先后在科羅拉多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學習，獲得博士資格。1996年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大學畢業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為中央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中長期背景研究。其間專業研究領域包括農村和國民經濟結構變化、土地制度和鄉鎮企業發展，主要成果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
　　研究范圍：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
　　教學工作：自1996年以來，為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相繼開設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1997年被評為“北京大學最受同學歡迎的老師”。1999年后，為北京大學國際MBA開設“中國商務活動的制度環境”。

金融危機的沖擊不過一年有余，“后危機時代”的輿論就鋪天蓋地而來。作為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人，我很好奇，這個“后危機時代”怎么就來得如此之快？我們似乎有必要借這個題目來回頭看看當時對危機性質的認識和估計，究竟哪些對頭、哪些不那么對頭。這對理解當前和今后的經濟形勢，可能是有益的。
　　對這場金融危機，比較普遍的傾向，是從早先的估計不足轉向對危機估計得過于嚴重。開始的估計不足是顯見的，無非是偌大一個美國，區區一些“次貸”應該算不上大問題，更不可能對美國以外的經濟發生嚴重沖擊。可是隨著事態的惡化，流行的估計就越來越嚴重，甚至把這場金融危機看得比1929-1933年的大危機還嚴重，成為百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市場危機。
　　現在來看，這種估計是過頭了。1930年代的大危機前后持續4年，僅美國的失業率就超過四分之一，倒閉的公司和銀行無數，股市則跌掉90%。當然論到資產賬面值的損失，現在的應該遠大過當年。不過，要是拿美元不變價算，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最顯著的不同是，不過兩年時間，“后危機時代”就到了。
　　粗略比較，這場金融危機與上個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相比，至少有兩點不同。
　　第一，1929-1933年危機的背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圈子內，發生了新興國對老牌國后來居上的秩序變動，比如美國、德國相對于大英帝國的崛起。那終究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圈子。
　　今天是名副其實的全球化，尤其是中國、印度、前蘇東國家等一大批經濟體，積極地卷入了全球化。這個圈子大得多了，里面有兩大經濟板塊，即發達國家與新開放的新興工業化國家。這兩大板塊之間，收入差距的落差十分巨大，譬如中國剛開放時平均的人工成本只及發達國家的百分之一。這么兩大板塊，過去被冷戰壁壘隔開，經濟來往少，互相不比賽。可是隨著中國的開放，以及印度和前蘇東集團國家的陸續開放，兩大板塊開始打通。這不能不激發出極其巨大的競爭潛力、不能不釋放巨量的優勢，也不能不帶來極其巨大的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同時，這個大變局也無可挽回地要打破原有的全球秩序與平衡。
　　舉個例子。原來的汽車主要在年薪6萬-8萬美元的地方生產，其他地方搞不了多少。可是現在中國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人也能夠生產出蠻像樣的汽車，這就引發了規模巨大的替代、來往、產業轉移與結構重組。原來的秩序無從維持，原來的平衡要被打破。這是“全球失衡”問題的根源。這樣的“失衡”，其實過去就發生過。美、德崛起時出現過，日本、東亞崛起時也出現過。區別在于，今天的世界更全球化，而兩大板塊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更為巨大。所以，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由此帶來全球范圍內比較優勢的發揮，也一定更為顯著、更為長久。這是全球經濟格局的基本面，并不因為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而有根本的改變。
　　第二，1929-1933年大危機時，主要發達國家實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貨幣掛鉤黃金。
　　黃金本位的貨幣如有的經濟學家講過的那樣，是比較“誠實”的貨幣，因為誰也不容易在里面“兌水”，一般搞不起嚴重的通脹。但是，金本位的貨幣制度遇到通縮時，各國也沒有可能大手釋放貨幣來刺激經濟。其實，1929-1933年的大危機，最后也是先讓英鎊、美元分別與黃金脫鉤以后才得以擺脫的。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時候，全球主要貨幣早已與黃金脫鉤，全球都已經進入了一個“法定不可兌現貨幣”的時代。在這個制度背景下，各國當局只要擔心通縮之痛，短期內就有足夠的手段打開貨幣龍頭，大手刺激經濟。這是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不可企及的“優勢”，在分析和估計經濟形勢時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從全球格局的實體經濟層面來看，發達國家與新興開放經濟體這兩大板塊從隔絕走向開放，由此激發出巨大的比較優勢，推高了全球經濟增長。同時，一旦金融市場爆發危機，引起了所謂系統性的恐慌、衰退和蕭條，各國也還有一個松動貨幣供給、刺激經濟的后手棋可以下。把這兩個方面加到一起，結果就是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盡管一時來勢洶洶，卻沒有、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就把1929-1933年的大危機真正比下去。
　　至于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有一個從估計不足到估計過于嚴重的過程。2008年10月份，中國出口大幅度下滑，市場價格跳水。那是一個嚴峻的時刻。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增長靠工業主打，而工業制造又高度依賴出口。但過了2008年年中，中國出口從過去每年正的20%-30%的高增長，變為負的20%——有50個百分點的下滑！當時一位經濟學家判斷，中國經濟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將出現負增長，不要說保八，就是保零都艱難。這也是中國政府出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背景：兩年4萬億國家投資，外加上三年7500億專項醫改花費，再加上出人意料的一年高達9萬億-10萬億的銀行信貸。最后的結果，今年最低一個季度的GDP增長率，還是超過了6%。2009年全年過8，現在無人懷疑了。
　　在認識上還要加上一點，即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別顯著的，是中國的勞動者、建設者非常肯干，因為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干就什么也沒有了。去年春節前，2000萬農民工返鄉的消息炒得全世界都知道，但是過了春節，農民工還是出來找新的機會。我也注意到工業增長方面的一條消息：到2009年9月為止，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的增長率要比國有與國有控股的增長率，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不難理解，這背后是體制優勢、而不是投入優勢在起作用。由于微觀基礎還是可靠，而政府在宏觀刺激的同時還解開了不少束縛經濟增長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強勁復蘇。
　　對明年的經濟形勢怎么看？目前還是有個擔心，認為復蘇不穩固、不可靠。但是從數據來看，今年前9個月投資對GDP的增長貢獻了7.3個百分點，消費的貢獻是4個百分點，出口則是-3.6%;加到一起GDP增長7.7%。
　　對此可問三個問題：未來中國的投資增速會不會減少？消費增速會不會減少？出口會不會增加？我這么看，把明年的投資和消費加到一起算，應該不會減少。
　　我的基本觀點就是中國的增長速度不是問題。美國金融企穩之后，其進口需求免不了還要回升的。奧巴馬總統要讓美國成為出口大國，但他們必須能夠生產出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才行。否則，非要年薪8萬美元的工人去生產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就能生產出來的質量相當的汽車，美國人沒那么笨。
　　問題是救市的代價。全球都面臨這個問題。放出去這么巨量的貨幣，譬如比GDP的增長還高出20個百分點的廣義貨幣，絕不會沒有后果的。大量投放出來的流動性將繼續在整個市場里漫游，集結到不同的產業部門、不同的產業領域，由此帶來相對價格較大的波動，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價的總水平。目前還看不見通脹，因為CPI不過剛剛轉正而已。不過，“物價總水平”指的可不僅僅只是消費品之價，也包括生產資料和各種資產之價。
　　總體來看，當全球和中國經濟復蘇的時候，某些失衡也會復蘇。不僅如此，為了應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各國釋放出太多的貨幣在全球漫游，究竟會對經濟決策的環境造成什么影響，非常值得我們在“后危機時代”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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