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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復蘇并出現局部過熱苗頭，這要求在宏觀政策的考量上提升本國的獨立性。事實上，中國今天已不再是全球宏觀政策的接受者了。既然中國經濟在趕日超美，那必然就不完全受制于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周期。況且，如果一些關鍵性的政策工具不作相應調整，許多結構調整也就失去了價格信號的指導。
在瑞士小鎮達沃斯出席第40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各界領袖們共同描繪了一幅暗淡的全球經濟前景。他們普遍認為，衰退尚未被擊退，未來有可能出現新一輪衰退，至少不會出現強勁復蘇。這些觀點并非僅僅因為今冬北半球罕見的嚴寒天氣，有很多證據支持這類判斷。
中國是這幅暗淡圖景中少有的幾個亮點之一。在成功保住了8%的增長之后，宏觀調控的最大挑戰，曾被認為是保增長與控通脹之間的平衡。然而，這兩個政策目標間并不存在嚴重沖突。去年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急升至兩位數，而12月的物價也出現跳升。未來一兩個季度，可能繼續顯示經濟的強勁增長和物價較為明顯的回升。這種趨勢表明，中國宏觀經濟的風險點，正在向局部過熱一端傾斜，這在一些產能過剩行業已表露無遺，而政府推動投資的激情依然高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過剩的產能，主要不是經濟下滑造成的既有產能的開工不足，而是在這一輪大規模投資計劃實施中最新形成的。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最新版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強調，資金快速流入新興市場或引發資產價格過熱風險，對此，決策者不能輕視。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一年多來的大規模刺激放松政策的負面效應已經顯現。產生上述現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貨幣信貸環境以及項目審批過于寬松，這樣的政策導向不利于資源向有競爭力的領域配置，對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運行，也是不必要的。經濟運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正常化。這意味著一年多來可以用過于寬松來定義的宏觀政策需要進入退出周期。鑒于中國經濟周期領先西方各主要經濟體，政策退出也就應該走在前面。實際上，不少國家早已陸續在試著政策退出了。
綜合來看，現在政策面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應對后危機。這具體體現在，如何限制大規模刺激計劃負面效應的繼續擴大，這需要有某些政策的陸續退出，還至少需要對傳統的經濟模式作出局部改善。
可以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還會出臺一些趨于收緊的政策，預計政策退出策略將具有提前的或漸進式的特征。其實，政策面在去年8月就提出了貨幣政策要動態優化的主張，當然直到最近一個月才開始真正體現到政策步驟上。目前中國政府正從四個方面逐步退出寬松政策：一是通過多種手段控制信貸增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增速；二是抑制房地產領域的過熱和過度投機；三是加大股市擴容，控制股市膨脹；四是加強與公眾溝通，管理好通脹預期。顯然，這些政策的微調和動態優化，需要在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尚未啟動退出進程的背景下完成。前些天，美聯儲和歐央行均決定保持零利率水平，所謂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規模也未見縮小。而國際宏觀經濟周期以及由此而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周期的不協調，會大大增加中國處置后危機時期事務的政策難度。
當前，我們主要依賴行政性和數量型政策工具來完成率先退出的任務。這些政策工具一方面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也是政策面駕輕就熟的措施；另一方面，行政性和數量型政策工具也能將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失調效應的負面影響降到最小。很久以來，眾多學者對率先啟動加息總是持排斥態度，認為這會加劇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加劇國內資本市場泡沫化的壓力。盡管這一論點缺乏嚴格的數據支持，但從之者甚眾。此外，在敏感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這次的達沃斯論壇上，我們勢必還將聽到歐美方面更多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然而，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的參差不齊，使得中國經濟的強勁復蘇主要依賴著投資，而在出口未能確定取得平穩較快增長之前，人民幣重新啟動新一輪升值的意愿就不會強烈。2007年“匯改”的重要背景，是中國出口規模空前膨脹，以至于甚至都感覺到多少20％左右的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影響。而當前這個背景已不復存在。
現在的問題在于，這些價格性工具一旦被鎖定，許多結構調整的難度將有所增大。當利率保持在較低水平，獲得貸款就等于獲得一筆補貼，這反而會增加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難度。我們看到，在浙江等地形成的帶有市場利率特征的民間借貸利率，總是處在相對較高水平上，借貸對象主要就是民營企業。從維持外向型增長模式而言，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必要的，但這又有可能使得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還會在危機前的程度上進一步強化。
應該清楚的是，中國今天已不再是全球宏觀政策的接受者了。未來一段時間的宏觀數據還將進一步顯示，中國經濟至少部分脫鉤于其他主要經濟體，這將對國內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帶來長遠而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宏觀政策需要考量越來越多的來自國際層面的因素，但同時也要注意保持自身政策的相對獨立性。對于“國內的政策需要從全球化角度來考量”這一點，如今已有大量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政策相對獨立性的討論。
歸納一下，筆者在這里想要討論的是，中國宏觀經濟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率先復蘇并出現局部過熱苗頭，這要求宏觀政策更多考量本國的特殊情況。事實上，既然中國經濟在趕日超美，那必然就不完全受制于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周期。況且，如果一些關鍵性的政策工具不作出相應調整，許多結構調整也就失去了價格信號的指導。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宏觀經濟觀察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