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說2009年中國打了一場由中央政府主導的績效明顯的國際金融保衛戰，那2010年就是如何在金融保衛戰后，重新恢復正常的經濟金融秩序。歸納起來，就是保增長、促轉型、惠民生、求發展。
有人說，2009年的金融經濟保衛戰，讓我們錯過了經濟轉型的時機。按這種講法，如果讓國際金融危機席卷中國，讓中國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國有體制來一次
“外科”手術式的“休克”，然后再去調整結構，是否可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毋庸諱言，金融經濟保衛戰是非常時態，必然要用猛藥，比如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當然會有副作用。因此，2010年的主要任務，便是要抑制過度寬松貨幣政策副作用的擴大（比如對于資產價格過分上升的擔憂），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形成相對自主的經濟體，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
大體說來，經濟轉型，可以分成下列幾層次：第一層次是投資、消費與出口結構的平衡，第二層次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平衡，第三層次是城市重化工業發展與農村城鎮化的平衡，第四層次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機構、居民及外資間的平衡，第五層次是扶持新興產業與振興傳統產業的平衡，第六層次是東中西部經濟結構的平衡，第七層次是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平衡，第八層次是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的平衡。
考察前30年經濟改革的過程，凡上述八大平衡處理比較好的時候，總是政府滿意、機構高興、百姓快樂、外資增長的時候，由經濟社會文化平衡發展，推進改革、穩定、發展三者間的平衡。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了以出口為導向、投資滿足出口為主抑制消費的政策取向邊際效應的負面化，改革遂由以經濟改革為主導漸漸向經濟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平衡即重視居民的消費與福利為導向。由于中國居民消費基數低，貧富差距大，存在生存消費、享受消費與發展消費并列的現象，社會改革的邊際效用會極大調動居民消費的積極性，即使以經濟改革面目出現的汽車、地產消費，也極大調動了居民消費的積極性。汽車消費可以類比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家電消費對推動中國產業升級和市場擴容的作用。由于汽車行業上接基礎原料、下連居民消費，將對機械、電子、化工、玻璃、新能源、儀表等產業升級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為中國重化工業產業升級及其產品的對內消費形成了有力支撐。
2009年全面展開的以醫療制度改革為標志的社會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居民消費的積極性，原因是解除了居民原來消費的后顧之憂。當醫療保障逐步形成基本的社會制度后，中國新居民（1980年代后）的消費習慣將會改變，即過高的儲蓄將會分流到消費領域。當生命保障為基礎的醫療改革不斷深化后，有關生命質量提高的要求就會成為居民消費的基本要求，因此，生態、綠色農業將與新農村建設同時推進，農業勞動生產率將與現代生態農業和現代合作農業一樣，逐步成為振興農村經濟的支柱，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平衡將可能在生態與現代農業中尋找到“結合點”。
2009年社會上不斷呼喚的提高第一次分配中勞動者收入的比重，事實上表明了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重不高或者太低。新《勞動法》就是提高勞動者第一次分配中分配權利的體現，但如果廠商沒有嚴格執行，最完美的法律也僅是法律。因此之故，社會呼喚國家力量再次干預，通過面向全社會的保障制度改革，實現國民財富的二次分配。實現國民財富在國家、廠商、居民與外資間的平衡分配，結束外資的超國民待遇，是對中國居民的權利的保障，從而打破資本唯利是圖導致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均衡可能形成的動蕩，因為平復動蕩可能會支付更大的成本，花錢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無論是國有股權的紅利分配還是對全體居民的保障性保險，都是還利于民。
國家要下決心進行全社會保障的制度改革，就得有源源不斷的財富可以由政府來掌控。財富來源于創新，只有創新才能形成超過社會平均收益的剩余價值。因此，如果中國形成了創新型的國家，政府作為“風險投資”者，可以集中力量在新能源、新技術、新材料的創新及其產業的形成過程中起到種子基金與保障基金的作用，就可能通過創新實現價值蛋糕的極大化，從而真正實現民富國強。在這個過程，新產業將會向傳統產業滲透，迫使傳統產業“新型”化，從而實現傳統產業的振興與重振。
如果能爭取實現上述目標，則東西部發展與改革平衡，經濟與文化改革發展平衡問題便自然而解。在這個過程中，居民將能享受到足夠的社會保障，享受到新經濟帶動的生命質量的提高。誠如是，圍繞消費的新玩意兒也會給投資者帶來足夠的驚喜。
（作者系華寶證券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