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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25 作者:馬光遠 來源:南方都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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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經濟數據中，政府財政收入全年預計達到68477億元，增長11.7%，高于G
DP增長，亦高于農民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從財政收入的來源看，稅收收入為63104億元，比上年增加5241億元，增長9.1%；非稅收入為5373億元。
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將政府收入劃分為預算內收入和收費罰沒、土地出讓金、探礦權和礦產開采權拍賣和出讓、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等方面的收入。除了6.8萬億元預算內收入，周天勇估算，2009年社保收入參照2008年的1.3萬億元、收費和罰沒收入大約1.5萬億元，僅這幾項政府收入就近10萬億元。
考慮到2009年G
D P增長達8.7%，規模增至33.5萬億元，政府收入高達10萬億元就意味著，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即所謂宏觀稅負)至少在30%。很顯然，這個數據和前不久一些學者所言的中國宏觀稅負偏低的說法有很大出入。
其實，中國稅負的高低，一直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但無論是學者的權威說法，還是官方的正式回應，似乎都并沒有正面回答民間的“樸素”疑問。就有關中國稅負高的質疑，有關方面要么純以稅收占G
D
P的比重來回應，而選擇性地將各種繁雜的非稅收費忽略不計，要么選擇性地以瑞典等稅收畸重的國家作為參照對象。對宏觀稅負的內涵和外延，更是很少科學界定。
中國的宏觀稅負究竟高不高，再直白一點說，GDP這個大蛋糕中，政府分走的比例大不大，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高低二字可以涵蓋的問題，更不是一件和歐美等不同國家簡單對比可以解釋清楚的事。
不可否認，按照公認的統計口徑，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無論是和歐美等發達國家，還是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較，其實都不算高。但如果考慮我國實際的財稅環境，情況遠非這么簡單。
其一，以上關于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口徑太小，遠不能反映政府收入的實際。如果從最大的口徑統計，我國宏觀稅負不僅從2001年以來增長迅速，而且比例在2007年就已經接近30%，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其二，在中國，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嚴重背離，因為政府預算外收入的日益膨脹，造成了名義稅負低，而實際稅負重的畸形現象。有學者統計，我國政府的非稅收入最少在3萬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至少在50%以上，這個比例大大高于發達國家5%-15%的比重，也高于發展中國家20%-30%的比重。其三，依靠土地生存的地方政府，將土地收入列為預算外資金，而隨著房地產的繁榮，地方政府在土地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其四，政府非稅收入所占比例畸高。從國際上看，稅收才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渠道，而非稅收入只是一個補充。但在中國，各級政府非稅收入所占比例至少都在10%以上，有些地方政府的非稅收入更高達50%以上，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宏觀稅負高的事實。其五，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都要計算社保基金等在內。眾所周知，我國的社保每年繳納的比例相對于發達國家嚴重偏低，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將社保的歷史欠賬和繳納比例提高，中國的宏觀稅負也會高于現有的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無論是學者，還是官方，在對宏觀稅負進行數量化表態的時候，一定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僅要參照國際上的統計方法，更要考慮中國非稅收入和預算外收入嚴重偏高的事實，直面中國宏觀稅負的真實情況。我們看到，在2009年政府財政收入取得歷史性豐收的情況下，財政部門又重申要堅持結構性減稅的原則，但從2009年的情況來看，結構性減稅項目多達10余個，涉及2800多億的總額，而稅收總規模是增加了而非減少了，單是燃油稅改革一項，就使政府增收近3000億元，這抵消了所有的減稅努力。再加上非稅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以及土地出讓金的暴增，2009年其實算不上成功的減稅年。
鑒于政府的宏觀稅收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30%，總體稅負已經偏高，因此，在2010年，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減稅方針。至于具體舉措，筆者建議，首先要確保減少的稅收一定要多于增收的，這是減稅的基本含義；其次應該看到，我國造成負擔最重、最不規范的政府收入在非稅收入，對政府的各種非稅收入和制度外收入進行取締和規范，是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減稅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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