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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不能僅僅將對農村的政策“照顧”當作擴大內需的舉措？
為什么實施廉租房的價值要高于抑制房價的政策措施？
為什么對電力、石油壟斷行業應放開準入而不是限其價格？
為什么弱勢群體問題要通過制度性安排來解決？
糾正正義，或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公平與正義的新視角。
近年來，我國的正義制度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特別是在解決三農問題、農民工欠薪問題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不過，由于較長時間內“效率”意識遠遠高于公平的自覺，因而在正義理論和實踐方面依然存在許多不足。特別是對于如何將弱勢群體作為解決正義問題的關鍵點，還缺乏廣泛的共識。
我們應該認識到，糾正正義是正義制度建設的重要環節，可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義制度建設提供一種不同于一般正義論的解決方案。
糾正正義：正義的新視角
糾正正義，人們通常理解為法律上的懲罰正義。懲罰正義的目標是對加害者的懲罰和對受害者的補償，它是實現各社會成員之應得的基本制度形態。
我認為，糾正正義應當包含四個基本層面的內涵。一是傳統法律正義上的懲罰正義；二是對應得而實際未得的補償糾正和對不應得的糾正，包括給予和懲罰的糾正；三是對歷史上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糾正或者補償；四是“糾正優先”的正義，即在相同情況下，對痛苦的解除應優先于福利的增加。
在一些領域，應當使用糾正正義的第二個層面的內涵。例如，道德意義上的正義感，對不孝子女，人們一般都覺得應當予以懲罰，如令其支付贍養費以便讓他的父母可以用來支付給那些照顧自己的人。但當抓小偷的人出于義憤而打死小偷時，則屬于懲罰過當的做法，就需要予以糾正。
對糾正正義的第三個層面的內涵而言，糾正正義涉及到對既往所存在問題的糾正和對未來的某種前瞻性的考慮。例如，對于農民以前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在一些領域里應當作為政策中的優先事項予以考慮，以實現某種糾正正義。因此，如果僅將我國目前所實施的農村改革視為擴大內需的舉措，那么顯然是不夠的；應該從城市財政中撥出一部分來反哺農村，并且應給予進城的農民工以國民待遇。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基本正義權利的保障與糾正正義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可以認為實施廉租房這種保障制度的正義價值遠高于那些抑制房價的政策措施。
從糾正正義的第四個層面的內涵來看，只有通過優先解除痛苦的糾正正義的政策價值觀的指導，才能基于人道的基本目標優先解決弱勢群體的問題，包括由于他們的弱勢地位所造成的饑餓、無故的人身束縛、人身不安全乃至受到制度性的歧視等不正義問題，也才能合理地安排社會資源，以滿足人們實現正義的基本權利的要求。就此而言，對于造成人們痛苦的不正義制度的糾正應優先于對福利的增進。
解除痛苦的要求應優先于增加福利的要求的理由在于，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增加了他的經濟福利或其它福利，也補償不了他所遭受的痛苦。此外，在人性論或心理學上有一個經驗的現象：人得到痛苦與得到快樂對心理的影響或效應是不一樣的。幸福的時光過得特別快，而痛苦的時光卻十分難熬。得到快樂的時候并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快樂，但是所得到的痛苦卻往往會在很長的時間里難以擺脫——人們在這些基本的心理反應上都是類似的。
不同境況的人們面對同樣的得失所感受到的快樂或痛苦的強度也是很不一樣的。例如，很富的人再增加一點財富，他的福利只增加了一點點，但是對于窮人來說，同樣的一點財富卻能使得他擺脫饑餓等折磨。同樣，鼓勵富人捐助金錢而予以表揚，可能會帶給他一些快樂，但是如果無辜剝奪他一點點財富，這種不公平的做法所帶來的痛苦的程度是很深的。所以，我們應該優先去關注如何去幫助人們擺脫痛苦，同時考慮去增進人們的快樂。
作為一種正義的制度，在同等狀態下的優先性的安排上，緊迫的、糾正的正義應優先于分配的、獲得的正義。
在與糾正正義有關的制度中，福利補償(或賠償)應當作為一種有效的實現糾正正義的機制。特別是對于弱勢群體中的受害者而言，在許多情況下，福利補償(而不是對加害者的刑事懲罰)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更優先的選擇。
層次性的糾正
糾正正義包含著不同領域、不同性質層次的內涵。其中，在正義的基本權利這一最基本的部分，需要思考如何能夠及時做到位。
顯然，對生命價值的保護是最重要的領域，這個領域又受到國民具體生計條件的制約，而一些悲劇就是因為國民沒有能力解決困局而造成的。例如，有人在自己努力之后，還是不能解決有關經濟或費用問題，只好殺死自己患有重病的子女親屬等，并因此而受到了法律的懲罰。由此，我們發現，一個真正滿足人道要求的正義制度，必須使保護生命成為相關的制度保障體系的基礎。除了中央政府的重視以外，各級地方政府必須建立專門基金，用以保護遭受生命和生計嚴重威脅的公民。
糾正正義要求建立各個層級的制度性的糾錯機制。如果出于集體利益或公共利益的立場而對個體做出了某種傷害或其它的不正義的行為，就應對受害者進行賠償，并對施害者進行懲罰。國家賠償制度的建設(包括相應的立法)，將是一個重要的制度上的成就。
在正義的制度建設(包括落實糾正正義)的社會實踐中，還應當注重應用“中道”的原理。
例如，從公平競爭的角度來看，在某些群體和個人擁有壟斷地位或特權領域，應當加大改革力度，以保障公平競爭的實現。如果缺乏公平競爭，所有人對于所得到的分配結果就都會產生不滿。受到優惠照顧的一方會認為自己的特權或者所得的照顧是理所當然的，而對于自己所受到的約束方面就會產生嚴重的不滿。
以電力公司限價為例，雖然電力公司的薪酬已經是社會平均工資的好幾倍，實際上是拜壟斷之賜，但是他們對限制電力價格的有關政策仍然存在著很大的不滿。石油領域的價格管制也是如此：如果限制其價格，就讓石油煉油企業不滿。在此情況下，就應放開市場準入制度，通過市場競爭來大幅減少其壟斷利潤，如此一來，煉油企業的工資收入可能會降低，但是他們的公平感反而會提高，而其它企業的公平感會得到更大的提高。
又如，在燃油價格上升的時候，政府不應當拿納稅人的錢直接去補貼出租車，而是應當通過減少出租車交給出租公司的“份錢”來補貼出租車司機的收入，或者提高出租車價格。
程序正義與糾正正義的平衡
程序正義的要求有時與糾正正義的要求之間存在著沖突；這需要審慎對待。
以拆遷中的“釘子戶”問題為例，由于目前的政策缺乏程序正義與糾正正義相結合的系統化的機制設計，因而往往存在著補償標準上不統一、強勢者得利而老實人受損害的情形。
從道理上說，一塊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拆遷，首先應當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而程序正義又依賴于糾正正義，即它是否應當拆遷，以及拆遷中的補償標準設計。
如果拆遷符合公共利益原則，并且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公共利益，那么，就應當設計出合理的補償和賠償機制；并且，拆遷的過程也應該是合乎法律規定的。拆遷的補償標準應當根據以下三個條件來制定：一是確定土地所在區域的價格的中間價，以作為標準；二是土地應先公開拍賣；三是補償標準應獲得半數以上住戶的接受。如果符合以上條件而不能解決拆遷問題時，就應該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在此種情況下，法律對于釘子戶的處理和強制執行，只要循正確的程序，由法院來強制，就是符合程序正義要求的。
但是，如果土地拆遷建設是商業行為，那就必須根據自主同意原則來具體商談補償標準；這時，拆遷戶所獲得的補償或者賠償存在著不同的標準就是合理的，而要求拆遷戶強制接受商家的標準就是不正義的。
程序正義往往強調標準的統一性，而糾正正義則既要求統一性也要求差別對待，由此，會出現某種不一致或差別。
以經濟制裁為例，對于程序正義而言，同等違法行為所受到的懲罰是一樣的，但是，這些懲罰由于被懲罰者的經濟收入的不同，其結果是不一樣的。例如，對于違法生育問題，有些地區是要求一定額度的罰款，結果，這樣的懲罰措施對富裕人群的生活幾乎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影響，但是，它對于貧困家庭則可能影響很大，甚至會導致其生活的破產。正因為如此，許多企業主或個體工商戶都存在著多生育(即超生)現象。因此，根據糾正正義的要求，不應在任何情況下都根據同一個標準來進行經濟懲罰，而是應根據當事人經濟收入的比例來進行懲罰，這樣就可以兼顧或平衡程序正義與糾正正義這兩個層次的正義要求。
又以繳納保釋金的保釋制度為例，保釋金制度是符合程序正義的，但是它并不符合糾正正義的要求，因為繳納保釋金而免于被拘禁的懲罰，實際上只有那些經濟收入較高的強勢群體才能享受到這種權利，而且，那些高收入的違法者或嫌疑人因此就可以逃避懲罰，或者說，他們并沒有能夠受到與經濟收入較低的人群同等的處罰。由此，我認為，對于保釋金制度來說，只有針對經濟領域里的犯罪時(特別是對于擁有大量財產的嫌疑人)，這種制度才是合理的。
在一些領域，糾正正義應優先于程序正義。例如，如果某人因過失而導致非重大性質的犯罪，而該罪犯又需要贍養父母，那么，就可以考慮允許該罪犯監外服刑，或者在監獄中進行可以獲取收入的勞動改造。這種安排是特殊照顧性質的，并不符合一般的程序正義，但它卻是對糾正正義的優先性的體現。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到，糾正正義對于程序公平的優先性在一些領域里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陳少峰：解決弱勢群體問題的對策
北京大學陳少峰教授近日撰文，以糾正正義理念分析弱勢群體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
弱勢群體，是指在正義權利實現過程中，因為沒有得到社會資源受益的均等機會和權利分配上的基本權利目標，從而在境況上處于惡性循環狀態的社會成員群體。強勢群體的存在，其中某些人的某些部分的超國民待遇特權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剝奪，是造成這些弱勢群體處境不利的重要原因。從糾正正義的角度對弱勢群體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是很重要的。
“正義公平”的“新仁學”
本報訊
當二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仁和思想，仍在今日中國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時，北京大學教授陳少峰提出以“正義、公平”為核心的“新仁學”，以期結合中國國情，解決諸多方面的實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