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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國民經濟投資消費結構
●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制度
●縮小經濟發展中的城鄉差距
●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刺激消費
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中，我國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同樣面臨內需不足的問題，但不同的是，我國的內需不足主要是消費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資需求不足；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內需不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我國擴大內需的真正困難主要集中在如何擴大消費需求，而不像西方發達國家擴大內需的真正困難集中于如何擴大投資需求。
由于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現階段的投資需求是非常高的，從發展階段而言，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期的經濟正是投資需求增速最快的時期；從經濟體制條件而言，我國微觀經濟基礎中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宏觀經濟調控方式上政府具有很強的調控能力，特別是地方政府具有極強的投資沖動，整個國民經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里動員大量的資源集中于投資。而我國的消費需求則由于多方面原因難以得到有效擴張。
首先，國民經濟中投資增速與消費增速相互比例長期失調，過高的投資需求增速在長時期里對消費需求的增長帶來了嚴重的排斥。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年均實際增速在14%左右，遠遠高出世界同期水平。
其次，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限制了消費需求增長，從分配的總體結構上看，政府（財政收入）、企業（GDP）、居民（城鄉居民收入）三大主體的收入增長，長期以來是財政收入增速最快，其次是GDP增速，居民收入增長最為緩慢，尤以農民收入增速低。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不僅影響分配的平等目標，同時影響經濟效率目標，影響經濟增長速度。
其三，經濟發展中城鄉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嚴重束縛著消費需求的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大體相當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0%的水平。從消費方式來看，農民的消費支出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實物自然經濟的特點，相當一部分消費并不通過市場購買而是自給自足；從收入的支出結構來看，農村居民家庭并不是單純的消費者，同時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因而農戶的收入并不能夠完全用于或主要用于消費支出，相當一部分收入是要用于生產支出；從生活方式來看，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并未真正納入公共財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與農民所承包的耕地相聯系，農民承包的土地不僅具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功能，事實上還承載著對農民的社會保障的功能，這就使農民的社會保障更需家庭自身承擔，因此會影響其消費。我國現階段城鎮化率為45%左右，如果支持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動力，長期主要依靠占人口45%的城市居民的消費增長，占人口55%的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長期遲緩，必然構成經濟增長消費需求動力結構性扭曲。
其四，體制改革本身的歷史變化，尤其是改革的核心環節逐漸從企業改革轉向政府改革，轉向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與公共財政體制等方面的改革相聯系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使得人們對于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加強，尤其是使對社會共同保障依賴度高的低收入層的預期發生變化，從而迫使人們增大強制性儲蓄，以防止未來保障方面更多的不確定性可能產生的風險，使現期消費受到抑制。
因此，中國擴大內需，真正的重點和難點不在于擴大投資需求，而在于擴大消費需求，而擴大消費需求不僅僅是直接刺激城鄉消費，而是需要從國民經濟投資與消費的結構調整上，從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和制度上，從經濟發展的二元性差距縮小上，從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上等多方面入手。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