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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內涵頗為復雜的理論和思想體系，既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別。本文所關注和討論的“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主要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狹義新自由主義”。如果不加區分，甚至將它們統統混為一談，那就不僅會犯誤讀新自由主義的錯誤，而且也會因此而誤導我們對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原因與機理的理解，并因此而影響甚至危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所以能夠誤導了很多國家的經濟實踐，在于這一理論包含很多科學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這一理論實際上所具有的科學合理的一面，才著實地掩蓋了它不科學不合理的另一面，從而才被廣泛傳播。發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思潮的內在缺陷和不足，因而必然使其走向終結，并最終被它的母國所拋棄。
●要通過反思，認真汲取美國次貸問題引發金融危機的教訓，站在后WTO時代我國經濟需要繼續更大發展的高度，重新審視我國的國家長遠發展目標和規劃，更加科學地制定和實施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人力資本投資與國家創新戰略、從外向依賴轉向內需為主以及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等在內的一系列國家發展的大戰略、大目標、大藍圖，以確保我國經濟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更好更快更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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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迎秋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評為終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6年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級突出貢獻專家。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室副主任、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民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所黨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調查與評價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南開大學、中山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山東大學、北京交通大學、河南大學、重慶工商大學等多所大學的兼職或客座教授。自1980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以來，先后出版學術專著21(包括獨著和合著)、譯著2部，辭書1部，公開發表學術論文近400篇。包括譯著，獨立完成并在國內外公開發表學術成果500余萬字。劉迎秋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運行、中國經濟發展以及期貨交易和民營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目前正在主持的有國家重點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等項目研究。 | 自2008年9月開始，始發于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波及全球，釀成了一場國際金融危機。危機導致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賬面國民財富嚴重縮水，實體經濟也隨之大幅衰退。導致這場危機的原因錯綜復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教授主持完成的一項研究成果，對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一系列重要結論：這場危機既是西方發達國家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間的矛盾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又是發達國家客觀存在的市場缺陷和政府缺陷及其交織和相互沖突的直接反映，還是曾經為醫治1970年代“滯脹”做出貢獻的“新自由主義”的誤導使然等等。為詳細了解這一事關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未來走向的重大課題的理論分析框架，以及這項研究究竟解決什么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對主持該課題的劉迎秋教授作了專訪。
經濟參考報：劉教授，您能不能簡要介紹一下這項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和結論？
劉迎秋：好。我們開展的這項研究是領導交辦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反思》的子課題之一。這項研究開始于2009年3月。我所主持的這個課題的研究，重點是弄清和回答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由以發生的深層原因及其發生機理，特別是它與國內外各界普遍關注的新自由主義的關系，以更好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繼續長期持續健康較快發展。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不是簡單地指責或批判，而是從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角度，客觀分析和闡明什么是新自由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關系，論證和闡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狹義新自由主義的興衰均源于危機及其過程與機理，進而闡明當前這場危機的發生原因與機理以及我們所做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反思新自由主義，并不意味著要否定市場化改革，我們堅持市場化改革，也不意味著要否定政府科學的宏觀調控。這是我們的基本立場。
經濟參考報：那就請您首先介紹一下人們經常談論的新自由主義究竟是指什么？
劉迎秋：這確實是一個需要首先厘清的問題。到目前為止，無論是社會上，還是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及其內涵的理解仍然存在模糊甚至混亂。這不僅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和思想體系，而且因為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還很不夠，認識上還存在很多誤區。
研究表明，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內涵頗為復雜的理論和思想體系，既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如果不加區分，甚至將它們統統混為一談，那就不僅會犯誤讀新自由主義的錯誤，而且也會因此而誤導我們對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原因與機理的理解，并因此而影響甚至危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例如，不可把“左翼”傾向比較突出的“新自由主義”直接等同于“右翼”傾向比較明顯的“新自由主義”。這兩種不同傾向的新自由主義均產生于1920～1930年代。但是，前者更強調“積極自由”，主張給自由加進“不同于過去”的新內容，承認并強調政府參與調節和管理經濟的積極意義。羅斯福新政式的“新自由主義”和英國工黨意義上的左翼“新的自由主義”是其典型存在形態。后者則更強調“消極自由”，反“凱恩斯主義”和“去政府”傾向是其主要特征。顯然，不能將這樣兩種傾向不盡相同的新自由主義混為一談。
不僅如此，還必須看到，右翼傾向較明顯的新自由主義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指1970年代以來發展較快并先后成為主流經濟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多種新興經濟學分支和思想流派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的總和，包括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學派以及公共選擇理論、產權經濟學、新增長經濟學等等。狹義新自由主義則特指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理論、政策主張和社會思潮，特別是以他們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和思潮，主要由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政策主張和思潮組成，是一個具有明顯“市場原教旨主義”傾向的政策思想流派。
我理解，多數人所關注和討論的“新自由主義”，實際上主要是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狹義新自由主義”。另外，需要順便指出，不管哪種類型的新自由主義，其根本學術立場都必然是一致的。
經濟參考報：那么，如何理解狹義新自由主義及其基本存在形態呢？
劉迎秋：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不僅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不同涵義的“新自由主義”，還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關系。因為，嚴格地說，新自由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政策主張和社會思潮三種存在形態的總和，雖然其側重點是不同的。
首先，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一個科學與謬誤組成的理論和思想混合體。翻閱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論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并在很多問題上做出了新的解釋和發揮，而且在很多理論和政策主張上存在嚴重謬誤。例如，哈耶克關于商業循環和貨幣、信用政策效應的分析以及弗里德曼關于現代貨幣理論的闡述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為現代經濟理論建設和發展添磚加瓦的作用，他們也因此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他們的“去政府”理論和政策主張則是充滿謬誤的。歸納起來，他們的“去政府”理論和政策主張主要有三：一是小政府和去政府論；二是私有產權有效論；三是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論。
其次，新自由主義思潮是一種以“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為主要特征、以夸大的形式把原本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經濟理論推向市場極端的社會思潮。新自由主義思潮具有多種存在形態，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當推盛行一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這種思潮的突出特點是宣揚“市場萬能論”，否定“市場缺陷”及其“失靈”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片面夸大市場的自修正和自復衡功能，否認政府干預對于彌補市場缺陷、克服市場失靈的積極作用，認為除了維護法制和社會秩序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將有損于市場及其健康運行。
最后，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的典型表現形式是“華盛頓共識”。1989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牽頭，在美國財政部的支持下，通過聯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旨在解決拉美國家經濟衰退的國際研討會。會后，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約翰·威廉姆森將會議取得的收獲稱為“華盛頓共識”。應當指出，“華盛頓共識”所概括的十項內容既有合理因素和政策建議，也充滿矛盾和問題，特別是其中的四項開放原則和三項“去政府”干預要求，集中反映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狹義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和思潮。
經濟參考報：您提出新自由主義的興衰均源于危機，為什么這么說呢？
劉迎秋：新自由主義雖然早在1920～1930年代就產生了，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它的真正興盛則是19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爆發“滯脹”危機以后的事情。“滯脹”既是當時持續推行凱恩斯主義、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結果，也是戰后產業結構調整逐漸到位以及主導產業日益成熟使然。經濟增長停滯與通貨膨脹相伴而生，表明了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在這種情況下，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才由30年代以后的“被邊緣化”轉為重新登上歷史前臺。在這個過程中，“撒切爾新政”的開啟和“里根革命”的到來，起到了助推新自由主義興起和迅速向全球傳播與蔓延的作用。
“撒切爾新政”的實施，標志著哈耶克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開始進入主流意識。1979年5月3日，瑪格麗特·撒切爾在其當選為英國首相前夕的一次演講中，向世人公開宣布了她“別無選擇”地接受哈耶克的政策思想，并由此徹底表明了她的政治主張及其新政指向，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也由此開始進入主流社會。
1981年1月20日，羅納德·里根在其當選美國總統后的第一次就職演說中也曾明確提出“在當前這場危機中，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這一論斷不僅表明了他的反“凱恩斯革命”的立場，而且指明了他的政策取向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和思潮完全吻合。
隨著“撒切爾新政”的實施和“里根革命”的展開，他們為醫治滯脹性危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相繼出臺，包括緊縮貨幣供給、降低稅率、壓縮政府開支和減少財政赤字、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放松管制等等。其中，里根政府于1982年簽發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案》，標志著放松金融監管，也即新自由主義從思潮轉變成為政府政策的開始。
伴隨英美等國“滯脹”陰影的消失，新自由主義思潮便成為被廣泛宣傳的一種“新思想”，“華盛頓共識”也因此于1990年正式公開問世。
經濟參考報：那么，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必然衰于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呢？
劉迎秋：種種跡象標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思潮和政策主張在推起美國經濟、特別是美國虛擬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將其整個國民經濟推到了衰退嚴重的階段。實際上，早在“撒切爾新政”實施不久和“里根革命”的年代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思潮和政策主張，就已經在解決“滯脹”困境的同時，給他們的所在國經濟發展留下了許多難于克服的隱患和棘手難題。例如，“里根革命”至少給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留下了三大隱患：不負責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帶來的巨額赤字和國債余額成倍增長與高額貿易逆差同時并存的隱患；不加監管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兩級分化和更多更大社會矛盾與沖突的隱患；低利率和信貸盲目擴張及全民負債超前消費帶來的更多美國人選擇不節儉和不儲蓄傾向的隱患。隨著這些隱患的顯現，人們才開始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思潮和政策主張產生懷疑。
首先，1994年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政策主張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內在缺陷的第一次大暴露。這是一次震驚了世界的比索匯價暴跌和股票價格狂瀉的金融危機，也是一次在“華盛頓共識”影響下必然發生的危機。到1995年底，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負增長6.2%，通貨膨脹率超過了50%，實際工資降低了20%。墨西哥金融危機是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華盛頓共識”內在弊端與本質缺陷的第一次明顯外露。
其次，1997年5月先從泰國開始、進而成為殃及包括日本、韓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和我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亞洲金融危機，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主張以及“華盛頓共識”的歷史局限性。當時，最具影響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援助計劃。危機期間，除馬來西亞外，其他國家，如菲律賓、泰國、印尼、韓國分別向IMF提出貸款申請。這幾個國家雖然分別得到了IMF的緊急援助貸款，但均是以服從充滿“華盛頓共識”要求的IMF的苛刻條件為前提的。為擺脫危機，上述國家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此間，中國不僅公開宣布人民幣對外不貶值，而且還實行了一系列與IMF要求完全相反的宏觀調控政策，包括增發國債以擴大政府支出、降低利率以促進民間投資、提高工資以增加國內需求等啟動內需的政策。雖然此間中國遇到了外部需求大幅收縮的壓力，但通過啟動內需，不僅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保持7.8%以上的增長，而且為中國進入21世紀后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增長和實現第二次跨越奠定了堅實基礎，創造了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上述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必然使人們更加懷疑“華盛頓共識”的正確性。
第三，1998年爆發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后來在拉丁美洲國家接連發生的金融危機，又一次用鐵打的實事證明了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標志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思潮充滿了矛盾與危險，有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與發展。不僅俄羅斯有過因求助于美國“休克療法”而慘遭經濟衰退的經歷，而且拉美國家也有過借新自由主義實現本國經濟更快發展美夢破滅的歷史。例如，自1981年拉美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直到2001年的20年間，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增長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遠遠低于他們曾經詛咒的1960～1980年間國家主導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時期。到2000年，這些拉美國家的人均生活僅相當于1980年曾經達到的水平。實踐迫使越來越多的拉美人民從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思潮的噩夢中醒來，大批左翼或中左翼政府也因此重新登上拉美政治舞臺。
第四，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政策主張和新自由主義思潮必將全面走向衰落與終結。因為，自“華盛頓共識”問世以來的近10年間，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政策主張和思潮的影響及其危害曾主要表現在發展中國家，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則充分表明，它對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同樣具有巨大傷害作用。導致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系列原因，諸如放松金融監管、金融創新過度、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等等，均與放棄凱恩斯主義、推崇和遵從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政策主張和思潮影響密切相關，甚至這些政策行為本身就是它的結果2007年開始爆發并波及歐洲甚至全世界的這場金融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思潮的全面衰落與終結。
經濟參考報：通過反思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們能夠從中得到哪些啟示呢？
劉迎秋：我認為，至少有四個方面的啟示特別值得一提。
第一，
必須高度重視基于特定理論的政策主張、特別是社會思潮對于政府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所以能夠誤導了很多國家的經濟實踐，不僅在于這一理論包含大量錯誤，而且還因為這一理論同時又包含很多科學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這一理論實際上所具有的科學合理的一面，才著實地掩蓋了它不科學不合理的另一面，從而才被廣泛傳播。發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思潮的內在缺陷和不足，因而必然使其走向終結，并最終被它的母國所拋棄。不僅如此，通過反思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和思潮要比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對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影響更大，危害更深。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和思潮的形成和發展，才在進一步強化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所突出強調的“去政府”傾向和放松金融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放大了新自由主義思潮所突出強調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要求和市場自由化程度。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程度的不斷深化，新自由主義的“去政府”政策主張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思潮，必然是路越走越窄。
第二，
必須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和規律對金融市場實施科學有效監管。現代市場經濟不同于傳統市場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不在于市場主體的多元化，而在于在金融產品現代化和信息技術現代化基礎上的信息交流便捷化和信息不對稱程度的深化；不在于資源配置必須以市場為基礎，而在于資源有效配置必須有政府的有效干預與調節。在數字化貨幣越來越成為紙質貨幣的替代物、紙質貨幣則越來越成為脫離黃金等貴金屬的交換價值“符號”的條件下，信息交流上便捷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不僅沒有消除信息的不對稱，反而使信息不對稱程度更加深刻。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實施更加科學有效的政策干預，就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的事情，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
第三，
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到目前為止，我國仍然是一個需要繼續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家。因此，仍然需要進一步鼓勵和推進金融創新，虛擬經濟也需要繼續有一個較大的發展。但是，汲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一定要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創新與金融市場的關系、虛擬經濟發展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系，科學把握和設定金融適度創新和虛擬經濟健康發展的邊界。要既保證金融衍生品的創造與承載其標的物的基礎產品相適應，又要充分體現其規避基礎產品市場交易風險和管理風險、保證基礎產品市場健康運行和更好發展的功能。總結美國次貸危機的經驗與教訓，一旦金融創新形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被演變或能夠演變成投機者追逐高額回報的對象或者工具，一旦金融衍生品交易成為可以脫離承載其標的物的基礎產品的“空轉性”交易，一旦政府無力對這類交易進行及時和有效監管，那么，這時的金融創新就走到了它的最后邊界。將金融及其衍生品的創新限定在兩個層次、最多三個層次范圍之內，即把金融創新控制在政府的金融監管能力范圍之內，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第四，
必須從經濟全球化高度探索我國長期發展的大目標和大戰略。毫無疑問，短期內還很難動搖美元的霸權及其支配地位。美元霸權的核心并不是美元，而是美國的大國財富戰略。面對已經發生的這場危機，我們必須站在應對美元霸權及其國家財富戰略的高度，研究和探索我國的長期發展大戰略、大目標和大藍圖。要從“中國再崛起”的角度和高度，進一步拓展對外關系，積極探索人民幣國際化新路徑。要積極利用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重要工業大國和國際貿易大國，“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支撐原素這個現實，大力推進“貨幣互換”，抓緊實現從邊境小額貿易結算和人民幣跨境結算向更大范圍人民幣結算關系的轉變，盡快使人民幣成為世界貿易和經濟往來關系中的另一種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
總之，面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們不僅需要通過反思，清醒地看到基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政策主張和思潮對于當前這場危機的影響甚至決定作用，同時還要通過反思，認真汲取美國次貸問題引發金融危機的教訓：既要重視和充分發揮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又要加強金融監管和改善政府宏觀調控；既要鼓勵金融創新，又要避免金融創新過度，特別是要防止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盲目發展；既要重視國民經濟的較快增長，又要關注國民收入的公平分配；既要考慮本國經濟的近期發展，又要注意發達國家利用其他理論推行的新戰略可能產生的長遠影響。要站在后WTO時代我國經濟需要繼續更大發展的高度，重新審視我國已經制訂和正在實施的國家長遠發展目標和規劃，更加科學地制定和實施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人力資本投資與國家創新戰略、從外向依賴轉向內需為主以及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等在內的一系列國家發展的大戰略、大目標、大藍圖，以確保我國經濟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更好更快更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