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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從社會學角度看，高房價從來不是什么好東西，人人皆可批之。近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某副主任委員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認為，造成當今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炒地和民間炒房；與之相適應的解決對策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全歸中央財政，對炒房收益征收80%的懲罰重稅。該報道一經推出，便為網絡媒體所廣泛轉載，深受高房價之苦的網友更是報之以贊譽之聲。平心而論，該委員的觀點不能說全錯，卻有簡單化推理、道德化評判之嫌。
房價確實偏高，尤其是少數東部大城市，所以12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才會旗幟鮮明地表示要“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但導致高房價的原因實在是錯綜復雜，僅從需求方面分析，就包括：城市化和傳統婚姻觀導致的剛需、居民收入增加帶來的改善需求、流動性過剩和通脹預期帶來的投資投機需求，這其中只有部分需求屬于不健康的投機需求。
從供應上講，近幾年持續的供不應求（今年情形尤甚），直接推高了房價。商品住宅供應不足，同樣原因很多，比如有些開發商喜歡囤地、捂盤惜售等；比如人多地少是特殊國情，18億畝耕地紅線制約了大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加，上海已快把2020年的指標用完；又如，分稅制改革后，地方稅少事多，發展地方經濟和進行城市建設的部分資金缺口，形成了對土地出讓金的高度依賴，也確有地方政府會在如何賣高地價上動腦筋；另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光打雷，不下雨”，巨量的宅基地處于閑置狀態，而城市建設用地卻在鬧“地荒”。
把房價上漲的罪責完全扣在地方政府和炒房者的頭上，未免有失公允。如此，則兩條對策亦失之簡單。
第一條，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全歸中央財政。從法理上講，城鎮土地屬于國有，其收益全部收歸財政部無可厚非，但實際情況遠非這么簡單。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是一個宏大而復雜的命題，不宜在此展開論述。
與房地產相關的情況是，中國是一個大國，無論什么樣的治理模式，總歸要地方政府保持發展經濟和社會的積極性，而房地產業天生的區域屬性，注定了其發展與地方政府密切相關。美國州政府和更低級別的地方政府并不依賴土地出讓金，但物業稅卻是各級政府最主要的財政來源，年稅率為房屋總價值的1%～2%，而且越是優秀學區、高檔社區，稅率越高，因為政府要拿著這些錢去搞好治安、綠化、清潔、教育等。
所以，美國的總體房價已遠低于我國一線城市的房價，但持有成本卻比我們高得多。而我國尚未開征物業稅，土地出讓金的性質相當于前者。政府拿了土地出讓金去修地鐵、建公園、搞大學城等，何罪之有？當然了，以前土地出讓金沒有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中央難察詳情，部分錢款花在了門面工程、政績項目上，甚至還形成了部門小金庫，滋生腐敗等不良現象。但在物業稅開征之前，把土地出讓金全部收歸中央，不近情，不合理。
第二條，對炒房收益征收80%的懲罰性重稅。這句話聽起來讓人很解氣，如同抓到小偷就該槍斃。韓國曾有相似實踐。前幾年韓國房價飛漲，為了限制炒房，2006年政府加大征稅力度，將轉讓第二套以上住宅的交易稅從9%～36%提高到50%。可結果是房屋供應量急劇下降，房價反而迎頭直上。以至于李明博在競選總統期間，強烈批評說：“政府的房地產政策如同不精明的獵人，為打一只野豬滿山亂跑，結果禍害了山里其他動物。”李明博上臺后轉而通過擴大供給來穩定房價。
房地產市場運行機制非常復雜，在賣方市場中，賣方很容易把稅負轉嫁到買方頭上。況且，當前在我國住宅市場中，很難辨別哪些是自住，哪些是投資，哪些是投機。由于征信系統不健全，很難知道一個人在全國到底有幾套房子。有些溫州人拿著一堆身份證去炒房，靠戶主名字去審查誰是投機者，能有用嗎？
國務院會議說得很明白，還要繼續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給和大規模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這兩條其實是緩解高房價的“基本功”；此外，才是通過有差別的信貸政策、稅收政策，抑制投資投機需求。
(作者系房地產業研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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