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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在2010年實現單位GDP能耗（能源強度）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0%的目標，現在又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碳強度）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筆者認為，為了同時應對能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中國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
應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
我們先來看中國政府能源強度和碳強度兩個目標之間的聯系和區別。GDP能源強度是計算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可指降低一定GDP產生的能源使用量的減少（節能），或者一定量的能源生產出更多的GDP。當然，節能意味著減排，客觀上有降低能源對環境影響的作用，但該政策主旨還在于為滿足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和可持續的能源供給量，基本上是一個能源使用量的問題。
GDP碳強度計算一國在一定時期內，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即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對于能源強度而言，碳強度也受能源效率影響，但主要受能源結構的影響，因此，是一個能源質量（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問題。
一方面，由于一次能源中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人類發展依賴化石能源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們要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另一方面，中國目前一次能源結構中約93%是化石能源，二氧化碳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燒造成的，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這兩個目標基本是一致的。
一般來說，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可以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但是，由于化石能源中，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不相同，因此，這兩個目標又不完全一致。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制定了單位GDP碳強度下降的目標，那么，在“十二五”規劃當中，單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標還要不要繼續存在呢？人類經濟的發展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一方面是能源需求無限和能源資源有限的約束，另一方面是環境容量的約束。當這兩個約束同時起作用的情況下，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要求通過節能來減排，同時需要通過改變能源消費結構減排，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為了同時應對能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十二五”規劃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
在討論了兩種指標的聯系和區別后，我們對2020年是否可以完成單位GDP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可以有如下幾種預測。
第一，如果我們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在2010年實現單位GDP能耗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0%的目標；在今后十年規劃中，單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標至少20%，而且能在2020年按時完成，那么，即使現有的能源結構不變，單位GDP碳強度在2005年基礎上下降40%的目標基本可以完成。第二，如果能源結構進一步清潔了（煤炭少一些，清潔能源多一些），那么，碳強度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就可以實現。而且，降低碳強度還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降低農業碳排放和增加森林面積等。第三，如果我們不能完成“十一五”規劃的能源強度目標，而且，今后十年規劃的能源強度目標完成低于20%，那么，要完成2020年單位GDP碳強度目標就需要加大能源結構的低碳化（清潔化）力度。反之，如果我們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但不注重節能，那么，即使可能完成2020年單位GDP碳強度目標，也不能完成節能的目標。這也說明了“十二五”規劃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的重要性。
碳強度目標與GDP直接相關
就減少碳排放來說，中國的碳強度目標與發達國家減少碳排放的承諾目標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發達國家是減少碳排放的絕對量，與GDP增長沒有直接關系。而中國碳強度目標與GDP直接相關，達到某個碳強度目標，可以通過做小碳排放，或做大GDP，或兩者都做，GDP是一個直接變量。因此，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是有前提的，是以保證現階段經濟GDP增長為前提。所以，碳強度目標是一個碳排放相對量的減少，實際上是減少碳排放的增量。
相比之下，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由于他們目前的能源結構相對“清潔”，處于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技術水平更先進；高收入水平下公眾的環境支付意愿及支付能力都更高，使得他們更傾向于選擇支持政府的清潔能源政策。而且，對于發達國家政府來說，其經濟發展壓力較緩和，而具有更大的選擇和減少碳排放的空間。
現階段，中國還無法做到碳排放絕對量的減少。基于中國目前所處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共同推進的經濟發展階段，其能源需求具有明顯的剛性特征，即與經濟快速發展同步增長的高能源電力需求。對于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降低單位GDP碳強度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增加清潔能源，減少單位GDP煤炭消費量，這就需要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中國選擇直面碳強度，隨之而來的就是需要直面清潔能源的成本問題。在能源結構上，發展中國家的選擇極為有限。提高經濟競爭力和促進經濟增長需要廉價能源為支撐，減輕社會負擔也需要廉價能源。煤炭最便宜，同時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而中國保證GDP增長的前提使清潔能源成本問題更為棘手。
中國的低碳發展不可能回避成本問題。低碳發展的成本微觀說是增加消費者的能源成本，宏觀說則是對GDP增長的負面影響。要使全球減排有意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必須參與，發展中國家盡量控制增量，而發達國家減少排放總量，這就是中國的碳強度目標與發達國家減少碳排放的承諾目標的一致性和區別。這其實也反映了共同減排、不同責任的基本原則。溫室氣體是一個超越國界的問題，但解決問題卻必須考慮不同國家的實際情況。除非世界各國共同合作致力于該問題的研究與解決，在一個合理公平、合乎實際的國際氣候框架下統籌減排，兼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成本問題，才能有望使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節能需要投入，清潔能源需要投入，碳減排需要投入，而且是宏大的投入。發達國家除了提供經濟和技術支持，從歷史和公平的角度還應當承擔更多減排責任。發達國家必須改變態度，應當理解和處理發展中國家的能源需求增長、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和人均排放問題。除了自己減排，也應當從資金和技術上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這也符合“誰污染，誰治理”的環境原則。共同擁有一個地球，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環境挑戰，事實上也在幫助他們自己。
最后，就降低中國GDP的碳強度而言，既是能源結構的問題，也是能源總量的問題，還是經濟增長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