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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僅得到了專業經濟工作者、企業家的關注，來自社會各界的期盼也較往年有大幅度的提高。在對中國經濟戰勝全球金融危機，取得較快增長贊賞的同時，人們更關注并致力于判斷2010年這個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元年”將發生的一些變化，而未來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將持續表現在結構問題上。
首先是增長的結構。所謂增長的結構是指在可預見的投資拉動、出口增幅減速的情況下，消費是否能夠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換句話說，中國是否能夠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平穩過渡到內生增長型國家？
就擴大內需而言，中國并不是第一次面對，也不是第一次被政策決策所關注。回顧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擴大內需無時無刻不被各類中央文件所提及，但遺憾的是，十年過去后，年均消費增長率僅高于GDP不超過3個百分點，遠遠低于投資與出口的增幅，況且，當時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和政策執行點還是集中于房地產投資、大學城投資等固定資產增加上。中國經濟模式為什么沒有像其他工業化國家那樣，在黃金增長三十年后，在人均財富增長的支撐下自然、快速過渡到內需增長階段？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分配結構的扭曲、制度建設的滯后、財富積累欠公平是制約中國經濟模式轉換的三大頑癥。就分配結構而言，只要看過去5年間，中央財政增長30%以上、企業利潤所得15%與居民收入增長8%這三個指標的對比，就可以清楚居民收入增長的緩慢是制約消費增長的難題。就制度建設而言，缺乏普遍性、公民資格型福利制度體系建設，如國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基礎教育國家化、公共住房體系建設等社會福利體系保障，在充分的市場競爭體系下，使國民消費欲望被“未來恐懼”所牢牢壓抑。
當然最為值得一提的是財富積累與表現模式，在過去的十年間，土地財富，包括對應的房地產財富的快速增長，不僅使得中國將無數的國民財富固化在鋼筋、水泥的建筑物之上，同時擁有更多的住房資產在以倍數增長的住房價格中也快速拉開了“富人與普通人”的差距，使得中國無法形成真正的“中產階層”，自信地邁入“消費黃金時代”。這種違反人類理性的財富積累與表現模式，不僅抑制了人類需要各類消費的自然天性，同時還抑制了服務產業的增長，抑制了中國對于技術進步的投入。
因此，中國經濟未來的結構調整實際上意味著一種制度重建與財富再形成。如果我們大膽地假設，中國住房價格能夠下降30%，并穩定在一個可控的合理水平線，我們未來又能夠省下多少國民財富投入于消費之中？再假設，如果中央財政能夠減少不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轉而進入國民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又能夠撬動多大的潛在消費？
其次是產業的結構。當第二產業以重工業為支撐的增長到一定階段和水平后，其資本投入的費效比會出現急劇的變化，而其產能的積累不僅會成為經濟增長和結構轉換的包袱，同時還會給國家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風險。就中國的實踐看，我們迫不得已啟動了4萬億元“鐵公基”，同時還帶動了大量的地方投資。盡管這種計劃安排回到了我們最為擅長的增長模式，頂住了全球衰退的壓力，但同時，在全球經濟體和金融體系降低杠桿的金融危機中，我們畢竟大幅地增加了金融杠桿率，而這個杠桿率體現在重工化產業的產能積累和出口產能基礎設施的堆積上。而未來的危險是，如果我們不能快速將產業結構有預見性地快速轉換的話，中國不是沒有可能發生市場經濟注定要出現的大幅度經濟波動。
以日本為例，當上世紀80年代其基礎制造能力和水平達到世界一流后，由于受到國際空間的制約，無法使其產業群向航空、航天等帶有軍事性質的更高產業群轉化。大量的金融資本被動進入虛擬體系，不僅釀成金融、房地產泡沫，同時也消耗了大量國民財富。而就國際空間而言，中國在國際地位快速提升時，必須內外兼顧其自身利益，需要將以鋼鐵、造船、普通機械、重化工為基礎的產業群，快速向航空、航天、低碳技術等高端產業群轉化。如果這個產業結構轉換成功，不僅將保證中國事實上已經擁有的海外利益，同時還將整體提高“中國制造”的核心技術水平。
因此，在中國的產業群結構轉換中，我們必須在歷史的高度、未來國際性大國的思考角度，有預測地發展以高技術制造、高技術集成為核心的自主產業群。這不僅關乎中國經濟的未來，同時還更深層次上關乎中國的國際大國地位的未來。
綜上所述，我們更應該少談、不談，甚至忘掉我們習慣談論的“GDP速度”，更多地關注于中國的經濟結構是必要也是必需的轉變。從來沒有任何研究表明，只有美國人、歐洲人喜歡消費，中國人永遠信奉儲蓄和節儉，我們無意以動員式的鼓動來宣傳“消費愛國”，也無意鼓吹鋪張浪費，但當內需消費的確成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瓶頸時，我們就應大膽地重新審視我們久為忽視的必要制度安排，同時還要以大國的戰略思考安排產業結構轉換，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能在高速增長三十年后再次獲得內生增長動力，中國的國際大國地位也才能夠得以提升與穩固。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