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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7 作者:傅勇 來源:上海金融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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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正通過再平衡重尋發展途徑。中國是這個調整的重要一環。國際貿易領域的去全球化要求中國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中國近年來的出口/GDP比重已達40％。這可能是個峰值。與其他出口型國家一樣，中國的出口正在以20％的速度下降。
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關鍵不在于投資，也不在于政府消費，而在于居民消費。很多人提到，今年前八個月，社會零售商品總額增長超過15％，考慮到下降的物價水平，其實際增長率達16％。這一速度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多，這看上去表明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
事實并非如此。近年來，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增速均以遠高于GDP的速度增長，但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卻出現了明顯下滑。
當前中國的居民消費與GDP之比為36％，這一比重自1990年以來下降了近15%。多年來，美國的居民消費與GDP之比為70％左右，歐洲和日本則在50％以上。
仔細辨析可知，社會零售總額數據會通過以下途徑高估居民消費的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包括銷售給企業、事業、行政單位的零售額；還包括了銷售給城鄉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而這兩部分均不在居民消費范疇之內。居民建房支出在統計上屬于投資。盡管社會零售總額也包括了一些居民消費之外的項目，但總體來看，居民消費實際增長率要明顯低于社會零售總額實際增長率。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今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5.9%，居民消費實際增長率不到9%。
眾多研究將中國消費率低的主要問題，解釋為中國的高儲蓄。近年來，平均每個中國家庭將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儲蓄，相當于美國家庭儲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國的儲蓄率也比亞洲作為一個地區的GDP加權平均高15個百分點。很多人強調，中國的高儲蓄是與經濟快速增長相伴隨的現象。儲蓄率在改革開放以來迅速提高，從5％以下提高到了1990年代中期的30％以上。此外，人口紅利因素也被看作是重要因素，勞動人口一直維持在高位，而就一個人一生來看，勞動時期是高儲蓄時期。
這些解釋似乎暗示，中國消費率低是因為收入增長很快，而消費的邊際傾向是遞減的，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傾向于把更多的錢存起來。解釋中國儲蓄率上升還依賴了東亞文化，尤其是強調社會安全網絡的不足。但總體而言，這些因素固然對解釋中國儲蓄率高企至關重要，但卻難以解釋中國消費占
GDP比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至今，中國的儲蓄率經歷了一個止跌回升的過程，而同期的消費占GDP比重卻基本處于持續下滑通道之中。
實際上，中國消費率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下降。統計分析發現，儲蓄率的變動只能解釋中國近年來消費率明顯下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占比的下降，體現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但工資性收入作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其比重下滑尤為值得關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中國大概有1－1.5億的勞動人口處于未就業或未充分就業狀態。這阻止了工資收入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進而導致了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續下滑。工資性收入未有提升。
此外，投資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轉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投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明顯偏小，縱向比較看，家庭投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近十年來也有顯著下滑，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誘因。與此同時，中國居民從資本市場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并不通暢。此外，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也十分微弱，與國外政府在公共部門龐大的支出相比，中國財政支出中醫療教育支出比重過小，并且多年來沒有明顯改善。
危機以來，政策面一直將擴內需、調結構與保增長并行列為政策目標，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歸納來看，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場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對家電和汽車消費進行補貼；中長期政策包括，推進醫療改革、完善農村養老保障，以期通過構建更好的社會網絡，來限制預防性儲蓄。
鑒于中國經濟失衡的嚴重性以及危機背景下作出調整的必要性，這些措施還顯不足。筆者認為，要提升消費占GDP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徑是收入結構的調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1990年代的發展看上去和1980年代的一個不同在于，鄉鎮企業或中小企業現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經下降了。政策面應該放開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進入門檻，并改革戶籍制度，讓更多的勞動者能夠就業，并轉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重要性的關鍵一環。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過于倚賴大型工業企業，且多為國有或國有控股工業企業。這些大型國企在國有控股銀行享有優惠的融資條件，在市場中居于強勢壟斷地位。金融深化不僅能夠讓更多的企業獲得發展資金，還能夠減少消費者的資金約束。貸款額僅占中國新建房屋價值的23%，而在美國這一數字高達65%。
當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彌補其在公共支出領域的缺位十分必要，轉移支付作為事后調節，還難以從根本上對國民收入在各部門以及各人群中的分配作出重大調整，而要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這些重大調整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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