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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元去杠桿化的結束，以及全球經濟衰退陰霾消散后美元避險需求降低，美元加權指數在今年3月9日達到86的頂峰后，開始一路下滑，到11月已降至73，為過去一年來的最低點。
作為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美元下跌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貨幣名義價格的相對上漲。截至10月底，韓元、新加坡元、泰銖、馬來西亞林吉特兌美元的比價分別下跌24.3%、10.4%、7.7%、9.3%。
由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對美國消費市場的依賴性較強，美元貶值不可避免會對亞洲國家構成沖擊。特別是當前正處于經濟復蘇的微妙時期，出口成為各國拉動經濟回升的重要推動力。美元貶值不至于逆轉這些國家對美國的順差地位——即使美元再貶值，亞洲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低端技術產品上對美國制造業仍保持比較優勢。但美元貶值再次打破了各國貨幣在此之前維系的短暫平衡，從而拉開新一輪圍繞美國消費市場份額的爭奪。
對于中國而言，自2008年下半年華爾街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后，美元兌人民幣在6.83左右的水平保持了一年之久。客觀上看，這是形勢所迫。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國對美出口下滑速度。同時，鑒于美元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中所占的較高權重，釘住美元還使今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了10%，也就是相對于歐元、日元等貨幣貶值，有利于緩沖對歐洲和日本貿易出口的下降。
對于美國，筆者并不認同美國蓄意縱容美元貶值的觀點。首先，在危機階段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是每個央行的必然選擇。其次，從長期看，美元貶值是大勢所趨，這既是由美國糟糕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決定，又是美國勞動生產率水平下滑的必然結果。
對于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而言，美元貶值固然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但由于人民幣有能力長期釘住美元，隨同美元一道貶值；它們如果不試圖抑制本幣升值步伐，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對美出口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并且這種損失不僅僅局限于一兩個行業中。因此，對于其他亞洲國家而言，現實的選擇就是咬緊牙關追隨中國加入購買美元的行列，也即在外匯市場上干預匯率。
例如，自9月份以來，韓國、泰國等國的美元儲備都創下歷史新高。但干預本幣升值的結果就是本幣被低估，由于升值預期的存在，導致大量熱錢流入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
而一些亞洲國家索性選擇了加入美國要求人民幣-美元脫鉤的行列。在剛剛結束的APEC新加坡峰會召開前，印尼、新加坡與美國財政部長聯名發表文章，要求APEC成員“建立符合經濟基本面的匯率市場定價機制”，其指向中國的意味非常明顯。
問題是，這些亞洲國家只看到了現在人民幣隨同美元一道貶值，卻忽略了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人民幣隨同美元一起升值的事實；更忘記了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不相對美元貶值的承諾對于東亞地區穩定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些國家同時沒有意識到，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事實上有利于拉動周邊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東盟國家等）以及外圍的資源輸出國（如俄羅斯、澳大利亞和中亞、中東地區等）的經濟復蘇。
亞洲國家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無疑將加劇中國外部經濟環境的復雜性。在此之前，國際上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而今后美國會更頻繁地借助這些亞洲國家來對中國施加壓力。而中國也并非全然陷于被動，通過東亞貨幣與經濟合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議框架來協調與其他鄰國特別是東盟國家的利益沖突，不失為一個可行辦法。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