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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杠桿化趨勢出現蘊藏新一輪資產危機
●土地問題是影響未來經濟的最重要因素
●中低速增長中眾多企業將面臨生存考驗
●中西部要防止成為第三個“美左橋諾”
11月15日，廣東省出版集團、中國社科院科研局、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廣東經濟出版社、《經濟研究》、《時代周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報告廳隆重舉行了“未來10年中國經濟走向”高峰論壇暨《影響新中國60年經濟建設的100位經濟學家》首發式。100多位著名經濟學家、政府官員、企業家、媒體記者參加了會議。會上，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未來10年的走向做了各自的分析和預測，針對我國在下一個階段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對策，對發展方式的轉型與變革、增長模式的調整、進一步融入全球化、企業的發展與變革以及如何完善市場、拉動內需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熱烈的討論。以下是經濟學家的部分發言。
吳敬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股市、房地產的價格飆升應該引起嚴重注意
中國經濟到底怎么走，要看你怎么做。我畫了兩條線，一條線是一個W式的走勢，一條線是一個長底部的U形走勢。這是跟每個經濟學家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的判斷不同相關的。我的判斷大致上是這樣的：從現象上看，我們現在碰到的困難就是一個流動性短缺，需求不足，但是它的深層原因呢？我認為正好相反，深層的原因，是因為貨幣超發，因為流動性過多，使現象和本質之間、短期和長期之間出現了很矛盾的狀況。我們可以看一看去年10月以前，我們碰到的問題正好相反。正是因為貨幣的連年超發，流動性過剩、杠桿化，以至于在美國金融危機沖擊之下，它很快地就轉化為流動性的嚴重短缺，需求不足。這跟全世界的情況幾乎是一樣的，當然，原因有不同，從根本上說呢，它是兩個結構失衡共同運行的結果，就是美國的居民儲蓄的嚴重不足和中國的投資率過高，這兩個相反的結構失衡互補就衍生了這場危機。
在這種形勢之下，對應辦法其實也是有兩個的，第一種對應辦法，就是從短期來看，我們有必要用政府的信用去取代民間的信用來支撐這個市場不至于崩盤。另外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擴大需求，也是保持這個市場不至于崩潰。但是它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由高度的杠桿化和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突然轉化為流動性短缺、需求不足，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它引發了短期的問題。如果你不解決這個長期問題，這個短期問題是無法根本解決的。
我們看現在的統計數字，很清楚，這一年來經濟回升很快，這個需求總量是擴張了，而且需求總量支撐了經濟的回升。可是，你仔細去分析三駕馬車是哪一駕起了作用呢？消費，并沒有太大增長，稍有增長，出口是下降的，那么誰帶動了增長？投資。一年2萬億的政府投資、10萬億的貸款，它支撐的。那么，消費能不能起來呢？消費要起來，收入就要起來，收入不起來，只能靠政府發錢，政府發錢又要加稅，加稅的結果會對長期的個人家庭需求的增長起負面的作用。我們十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到哪兒去了？按照十一五的規劃，要轉到效率提高上去，現在一說就是轉到內需增加上去，我覺得理論上就有很大的問題。所以有些國家在去杠桿化，去泡沫化，消除過分發行的貨幣。我們現在出現了一種再杠桿化的趨勢，這就妨礙了我們經濟結構的再平衡的實現。所以，在我看來，我們現在在短期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果的情況之下，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決長期增長的問題上去。否則我們就會走到危機發生前的那種狀況，貨幣超發、再杠桿化，就蘊藏著新的一輪所謂資產危機的可能性。現在有些跡象已經表現出來了，比如說股市、房地產市場的價格飆升，更應該引起我們嚴重的注意。
厲以寧 北京大學教授
今后十年中國經濟動向要看這十年內發生哪些大事
要了解今后十年中國經濟動向，必須要了解這十年內在經濟方面或者正在進行中的有哪些大事，第一，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這對中國來說意義是非常深遠的。中國的耕地18萬億畝，林地是25億畝，還不包括國有的林地。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湖南，現在山上都種油茶樹，這是非常好的食用油，又解決了農民收入提高問題，又滿足了市場對食用油的需要，而且生態保護，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就是城鎮化在加快。城鎮化能解決一大堆問題，如果說每年城鎮化提高一個百分點，今后十年會提高十個百分點，每年一個百分點，比如兩千萬農民連家屬都要進城，進城到哪兒去，主要在縣城和鎮，比較大一點的鎮，要蓋房子、修馬路、辦學校、辦醫院、公共服務設施、水電等等都要建，這是多大的工程，全世界沒有這么大的市場，城鎮化的推行將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件大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搞了這個，在國際市場出口沒下降，出口還上升，這將影響中國今后十年的產業發展方向，我們的技術突破口在哪里？經過中科院的討論，第一，新能源，集中力量突破新能源，新能源將帶動整個汽車行業改造，第二，新材料，新材料影響機器裝備制造業的改造和房地產的改造。第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完全是醫學方面的，對農業、對畜牧業、對水產業、對制藥業都有影響。第四是環保產業，今后我們不注意發展低碳經濟的話，我們的產品就出不去了。
第四件，民間投資將迎來高潮。創業板的推出。創業板最大的作用是鼓勵了民間投資，這個影響在今后十年都是很大的，這么多人要進城怎么辦？要解決大量勞動力，仍然要靠民營企業。
第五件，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這是擴大內需的保證，是社會穩定的保證，城鄉社會保障的統籌，這個問題如果逐步推進的話，在今后十年之內，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并且在社會穩定方面很重要。
李揚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土地問題：未來十年影響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因素
這次危機，確實使得我們對過去的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來看，比如說我們過去在這次危機之前，當我們談金融體系的時候，大家不自覺地認為美國的金融體系比較好，也有效率，監管又非常有效，對于全球的影響也非常之大，非常之深遠。但是，危機就是在這樣一個最發達、我們一直以為老師的國家里發生，還影響了全世界，這就讓我們重新來考慮問題，這次危機可以說是一頂頂王冠落地，不僅僅是一些大機構王冠落地，一些大專家王冠落地，一些大國家王冠落地，一些以前我們認為是金科玉律的經濟學道理王冠落地，需要我們重新來看。
這次救市，全世界的貨幣當局包括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都向市場上投放了大量的資金，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在我們前1-10月份，我們的M2增長了29%，我們的新增信貸將近9萬億，對于這樣一個數據，有很多東西需要研究，那么這是不是中央銀行造成的？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當我們說宏觀調控的時候就假定當局是能調控的，但是情況不是這樣。今年以來，我們貨幣政策操作事實上是非常緊的，第一，法定準備金率今年沒變。第二，利率沒變。第三，儲備貨幣沒有增長。第四，我們再看中央銀行向市面上投出的貨幣，包括通過購買外匯、包括宏觀市場操作吐出的貨幣，中央銀行的貨幣，也沒有比2007年和2008年多。也就是說，今年的貨幣政策操作是非常緊的，緊的操作產生了松的結果，為什么？
我想有兩個解釋，一個解釋就是中國特色的東西，一個解釋就是全世界現在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特色的東西就是高儲蓄，高儲蓄這樣一個事情在中國已經至少二十年了，高儲蓄下，我們必須高投資，我們必須高出口，這是宏觀經濟學的基本道理，如果國內消費不能吸收掉這個儲蓄，我們必須通過國內投資和出口來吸收，如果不能吸收，那就GDP增長容易下降，所以我們20多年來，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高出口、高順差、高外匯這些現象同時并存，大家對投資深惡痛絕，但是投資率越來越高，我們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措施，投資率越來越高，這次應對危機，還不得不公開地說要鼓勵投資，這就表明中國經濟運行有我們不理解的東西，不能拿教科書去套，不能拿外國的理論去套。這就需要探討，這是中國特色的東西。中國特色的東西，由于中國現在在世界上受世人矚目，所以也成了世界性的課題，探討中國三高之謎成了當代經濟學的很重要的話題。
那么還有一個全球的因素。全球的因素就是說，金融部門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和實體部門之間的關系日趨疏遠，不是那么近，而且金融上層建筑越壘越高，它自身有極大的騰挪的能力，能夠讓一個東西突然有，一個東西突然無。恐怕流動性這個詞用得就不當，我也寫過文章說用這個詞概括這個現象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從貨幣的存量上來看是越來越多，但是這個存量的流通速度危機前后有了劇烈變化，危機前是迅速周轉，危機中是不周轉。現在是通過政府注資，使得這個存量得以流動，所以就出來更大一個概念，口袋資金的問題。我們現在講市面上的資金供應，就是口袋資金的供應大小是個問題。
我們還從貨幣政策來講，全世界的共同問題是貨幣政策的效率在遞減。怎么辦？最近兩年，人們從微觀層面上去探討貨幣政策的宏觀問題，也就是說問題出在宏觀上，我們的著眼點要在微觀上，措施要出自微觀，而且還要考慮到金融監管所具有的貨幣政策的效率。監管和貨幣政策其實是密切相關的。舉例來說，我們要約束銀行貸款，你可以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這些手段，傳統的、常規的貨幣政策手段，你同樣可以提高資本充足率，提高撥備覆蓋率，通過這樣一些監管手段來實現。這就產生了宏觀、微觀、宏觀結構、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之間的協調配合問題，如何協調配合，現在全世界也都在探討。
我感覺未來十年影響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及土地相關的各種問題。未來的問題也都會因這兩個因素而發生。土地問題又聯系到城市化、工業化、聯系到我們的社會保障，土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涉及到經濟的所有問題。當然理論上，西方經濟學，老的經濟學是三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后來的經濟學就兩個要素，資本、勞動，因為它的土地是完全資本化了。中國其實正處在土地資本化的過程當中，我們還沒有很好地、非常有意識地組織這個資本化的過程，現在經濟中的很多問題由此而發。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經濟要為進入中低速增長做好準備
中國經濟已經快速增長了30年了，這個勢頭還能保持多長時間，一般的估計是10年。未來10年到底會發生什么事，有大量的不確定性。但是至少有兩點是比較確定的：
第一，
中國經濟將會轉入一個中低速期。第二，這個轉折時間不會太長。如果說我們采納一個估計，中國的高速增長如果還能維持10年的話，就要面對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把高速增長時期這一段時間的潛力挖掘好，使我們的高速增長能夠保持時間長一點。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要為進入中低速增長期做好準備。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一個設想，當經濟進入中低增長期以后，比如說在6%以下，5%了，會發生什么事情？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去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經濟四季度和今年的一季度總的經濟增長率下來了，6%左右，出現了什么事情呢？企業的利潤持續減少，財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就業出了問題，2000多萬農民工沒工作了。僅僅兩個季度，我們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如果說不是兩個季度，是一個常態，怎么辦？我這里只講三個問題，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是創新的問題。實際上創新問題現在講得比較多，我想我們可以提一個比較具體的目標，當中低速增長出現的時候，大多數企業是能盈利的。前些年曾經有這么一個研究，當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低于7%或者低于6%的時候，我們大部分企業是虧損的，整個國民經濟是不盈利的。而美國的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1%、2%、3%是一個常態，但是企業是可以盈利的。中國低于6%，大部分企業就不能盈利，什么問題呢？中國的企業主要靠要素的投入，主要靠市場容量快速擴張。我們不會在市場需求增長放慢以后靠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來盈利，所以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轉變，但是要實現這樣一個轉變，就需要通過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新的盈利能力。
第二，
金融發展與金融風險防范。美國的金融機構出了問題，中國金融總體上保持健康，但是我們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的金融企業在機制上、效益上比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更好呢？我想這個結論恐怕還很難得出。確實，這幾年我們的銀行業和其他的金融機構在推進改革上有了很大的進展，有些方面還是與時俱進的。但是不要忘了有一個大的背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一個很好的流動性和很大的業務增長空間。發達國家是寬貨幣、緊信貸。中國的情況，剛才李揚講了，政策并沒有放松，信貸卻大幅度增長，這反映了中國目前銀行業的行為特點和體制特征。因為有這么一個統計，前三季度銀行信貸60%是投向各級政府的項目，政府項目是可以承擔風險的。這種情況使整個分散風險機制存在著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這其中有一些中長期貸款是57年以后要還的，那個時候的回報怎么樣呢？
三，服務業的發展問題。如果說服務業占到50%以上，占到60%或者更高一點，宏觀經濟增長是多少，一般來講是6%-5%，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結束，中低增長時期的到來，伴隨服務業加快發展，制造業比例相對下降。如果服務業的發展跟不上，高速增長以后，可能出現一個比較大的下滑，中國現在的服務業面臨相當多的問題，開放不足是最大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服務業無論與居民消費升級相關的服務業、生產性服務也還是與政府公共服務相關的服務業，其中既包括金融、通訊、運輸等基礎性的行業，也包括教育、醫療、出版、文化等行業，如果放寬準入，公平競爭，增長的潛力、創新的潛力應該說都是非常大的。
蔡昉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要防止中西部成為意大利的“美左橋諾”
中國經濟作為一個大國經濟在未來的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講大國經濟的時候，首先當然指經濟規模的龐大，我們現在已經是第三位的經濟大國了，除此，更重要的大國經濟的含義是它的區域的差異性，也就是說日本是一個經濟規模第二的國家，但是由于它內部整體經濟的同質性，因此有的時候我們不把它作為大國經濟來看待。我講三點，
第一，
規模產生不平衡。我想講一個現象，我們搞人口的時候，講我們是未富先老。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特征也可以講這么一個概念，叫未富先強。中國大概是第一個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成為經濟強國的一個國家，所以我們遇到很多別人沒有遇到的問題，而且是你也沒有預料到的問題。我想正是因為這種中等收入又成為經濟強國、龐大的經濟規模，導致了我們所有的國內政策、經濟表現都會在國際上引起異常的關注。
所有的這些決定了中國的國內政策幾乎全都要和國際上的反應、和全球化中的一些共同的游戲規則建立關系。否則我們可能就經常會遇到被動，比如要求你升值了，比如說全球氣候變化等等，這些都是屬于規模產生的不平衡。
第二，
差異產生空間。這個空間指的是機會。一，我們從中國經濟總體上沒有進入到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前沿上，我們還有一個空間可以學習。二，中國東中西三地區的巨大的地區差距，使地區之間仍然有一個后發優勢的空間。假如說中國30年的改革實現了10%的增長速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故事的一半的話，那么中西部的經濟發展，可以成為我們另一半的故事，再實現30年的高速增長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
我們要防止“美左橋諾”現象，它的含義是意大利落后的南部，意大利是發達國家中很少見的一個長期保持地區巨大差距的國家，因此，有人說意大利南部美左橋諾是一個典型的現象，這種現象是因為它的南部原來是農業經濟占主導，后來變成二元經濟，因此意大利向現代經濟增長的轉移中遺留了很多問題。兩德統一以后，東德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但是兩德的地區差距仍然長期保持著。有經濟學家說，有兩個美左橋諾，這兩個合起來，一個是說這些落后地區既是二元經濟的，又是計劃經濟的，轉軌經濟的。這個和我們的中西部很相像。再一個是說，曾經東德地區有比較快的增長，但是后來又慢下來了，政府大量地轉移投資、補貼都用在了這些相對落后的地區，但是它誘導出來的產業，不是吸納就業的產業，這些產業沒有導致這些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比較擔心的是，中國的中西部會不會成為第三個美左橋諾，過去幾年來看中國中西部增長非常快，我們算了一下，大概03年以前，中國按地區、按省來計算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數一直在擴大，但是03年以后是縮小的，我們再看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沿海地區增長速度減下來之后，中西部地區保持高速增長，除了山西省之外。看上去好像我們的區域發展戰略開始發揮作用了，比如說我們的西部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戰略，但是再細看，我們發現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資本勞動比是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區，而且絕對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區了。也就是說，中西部地區變得更加資本密集型了，但是中西部人均收入還比較低。我們雖然預期說，我們可以把雁陣模型變成中國國內版本，也就是說我們沿海地區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這些勞動力密集產業依次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但是按照現在政府主導型投資驅動型、重化工業化的西部工業發展，恰恰走了違背它的比較優勢的道路，沒有能夠形成國內版雁陣模型。
(本文是專家發言摘錄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將在11月20日八版刊出，敬請關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