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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較為頻繁的經濟波動，特別是本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波動后，我們迫切需要研究的是中國經濟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才能持續健康地發展。在筆者看來，這些條件是：
一、只有在以內需，特別是國內的消費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建立起來的時候，中國經濟才能持續健康地發展
擺在我們面前的非常現實的問題是：一旦當靠著行政的、外在的力量將經濟啟動起來，需要內在機制引領經濟繼續發展的時候，我們卻發現了內在機制的不足和無力。這里所講的內在機制，就是靠內需，主要是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內在機制不足和無力的情況下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唯一的選擇就是按照既有路徑繼續加大行政性的投入，于是就陷入了凱恩斯主義的依賴癥，即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繼續進行更大的投入。消費不足意味著企業不景氣，企業不景氣意味著稅源的缺乏，在稅收來源減少的情況下只能是開動印鈔機器，接下來就是通貨膨脹。
本次啟動內需的政策的側重點在于基礎建設，在啟動國內消費的方面雖然也有著力，但明顯著力不足。鑒于消費拉動本身是一個系統工程，例如需要增加勞動者的收入，需要社會保障以無后顧之憂，難以一蹴而就，相反對于“保八”而言，靠政府投資型的基礎建設卻有著立竿見影、刀下見菜的效果，但這卻不是持續增長的機制的建設。
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所以對我國影響甚大，原因盡管是多重的，但過度依賴外需，即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無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為了在經濟發展中處于主動，為了中國持續健康發展，長遠地看，我們必須著力于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的建設。
二、經濟健康持續發展要看企業活力是否恢復，而不在于鋼筋水泥支撐的GDP的增長速度
什么是經濟的真正恢復？經濟的真正恢復在于企業活力的回復，而不在于GDP的增加。企業是社會的經濟細胞，一個國家的強大，在于有充滿活力的強大的企業。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經濟發達的國家，都在于有一批歷經風浪，久經考驗的知名企業，我國經濟發達地區所以經濟發達，同樣在于有一批充滿活力的知名企業。相反，GDP卻是可以通過其它的途徑，例如單純的政府投資就可以增加GDP的。于是就會出現一種尷尬的局面：政府投資是花錢的，企業活力是掙錢的。如果企業活力沒有恢復，政府投資的資金來源就成了問題。
誠然，政府投資對于企業活力的恢復是有積極作用的，然而這種積極作用是有限的，企業活力的恢復一要看市場，看市場需求狀況是否轉暖，二要看政府創造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及相關經濟政策，三要看企業的應變能力，看企業能不能把問題轉化為機遇，能不能彎道超車。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危機給優秀的企業提升競爭力創造了機遇。據此，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有利于啟動內需，更要著重于企業活力的塑造。
三、經濟健康持續發展要看經濟結構是否得到了調整和提升
美國次貸危機所以對我國經濟影響甚大，還在于我們既有的經濟結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經深有感觸地指出，“當前的金融危機給廣東上了生動的一課，過去利用廉價的土地，人力成本優勢，承擔國際產業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低端生產能力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既有的靠低成本，污染環境、缺少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創新能力，處于產業鏈低端的經濟結構亦使我們非常被動。
經濟危機通常是調整和提升產業結構的極好時機，危機本身是調整和提升的杠桿。馬克思指出，固定資本的更新是走出危機的契機。如果經歷了危機而經濟結構沒有得到調整和提升，那就白白地經歷了一次危機。
毋庸置疑，啟動內需的一些作法，不僅沒有使經濟結構得到有效地調整和提升，相反使結構問題更嚴重了。結構調整要淘汰落后產能，然而為了“保八”，以往一些低層次重復建設的、污染環境的項目，這次都重新包裝而再次登場。
經濟結構能否有效調整，關鍵是有效的調節機制，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既有的體制架構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在我們既有的體制架構中，地方政府幾乎形同市場主體，片面追求GDP。根據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在給定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會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和行為，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也是如此。在給定的條件下具有短期行為。于是有利于GDP的增加的項目，哪怕不符合環保要求，哪怕是低層次的重復建設都會上馬。這種體制上的先天不足，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提升，是我們的經濟結構遲遲難以調整和提升的基本層面的原因。
其次，調整和提升經濟結構還有一個產業選擇的機制的問題，是誰來選擇未來產業的發展的方向和項目，是靠政府來選擇呢，還是靠市場來選擇，我以為應當是政府指導下的市場選擇，是政府與市場劃定不同活動區域的有機結合，政府千萬不要越俎代庖的圈定。沒有政府的干預，比爾·蓋茨照樣選擇的很好，柳傳志們也照樣選擇的很好。政府可以高瞻遠矚地指引方向，真正的選擇還是讓企業、企業家去決定，面對市場的時候，企業家更聰明，不僅在于他們的聰明，還在于與財產的關系使他們不能輕易地交學費。
四、中國經濟要健康平穩的發展、關鍵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否真正建立
市場經濟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魅力已經被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所證明，即使歷經危機，包括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都沒有提供市場經濟退出歷史舞臺的證據，相反，經過面對新的問題的修正，使市場經濟體制更完善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市場經濟的偉大魅力。
我國歷史上是自然經濟，又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由于“路徑依賴”，我們指導經濟的作法中有很多計劃經濟的痕跡。例如政府過度干預經濟，表現為頻繁的宏觀調控，而且這種宏觀調控也極富計劃經濟特色：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干預金融機構、干預產業部門。規范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旨在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完善監管，修補市場，其落腳點依然在于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我們的帶有計劃經濟痕跡的宏觀調控則是政府過于擔心經濟波動，一會怕熱，即通貨膨脹，一會怕冷，即經濟緊縮，一旦覺察到或熱或冷的跡象則立即反映過度。最近經濟從防熱到啟動內需，再到防止產能過剩，似乎說明正是這種過渡的干預干擾了經濟自身運行的規律，誘發了短期行為和經濟的大起大落。市場經濟的正常狀態是企業與市場的博弈，頻繁的宏觀調控變成了企業不是看市場，而是與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博弈，這將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國經濟要健康持續運行就要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要建立這樣的體制，至為關鍵的是要規定政府發揮作用的范圍，規范宏觀調控。
要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的體制，還必須規定國有企業的邊界。全世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全世界計劃經濟也都證明了國有經濟的低效性。我國經濟發達地區都是市場積極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正是根據這些理論和實際的要求，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正確提出了“抓大放小”，國有經濟有進有退，四兩撥千斤等戰略思想，并由此取得了民營經濟乃至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然而在啟動經濟中，卻大有國進民退的趨勢。無論從市場經濟的要求和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人們都沒有理由為國有企業的擴張感到樂觀，而應當感到擔憂。這樣的作法不利于有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有關政策應當對此加以限制，明確國有企業發揮作用的邊界，給民營經濟以平等的環境，切實保證民營企業的產權和發展空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