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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5日，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與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后危機時代的發展與改革——董輔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研討會。來自國內100多位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人士參加了本次研討會。會上，與會代表對我國在后危機時代的發展與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熱烈、深入地探討。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與會專家認為，盡管危機還沒有完全過去，不確定因素還很多，但是，挑戰與機會并存，我們要及早為后危機時代的經濟發展與改革進行謀劃，推動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
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偉：“國進民退”進的可能是壟斷企業
現在的改革，有些人講有一些停止甚至倒退。比如有人提出來國進民退。這里所說的“國”已經不是原來的國有企業、國家經濟概念，而是股份制公司，都是一些壟斷企業。有人統計，壟斷行業有七個行業，靠壟斷利潤獲取壟斷高工資高福利，他們的工資待遇比一般企業的工資高許多倍。
在這種情況下，依靠掌握壟斷資源優勢，在我們目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沒有到位、還存在雙軌制的情況下，他們從市場上獲得利益而不承擔風險，從計劃經濟獲得特權而不承擔責任，實際上逐步出現了特權階層，這個階層也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所以說，我們的改革還任重道遠。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社會體制改革較經濟改革嚴重滯后
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這個變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還不能相適應，經濟發展很快，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尤其是嚴重滯后于經濟，據我們測算，社會結構與現在的經濟結構，大概要差15年。社會結構嚴重滯后是因為我們這些年經濟進行了改革，而社會體制實際上沒有進行改革，比如戶口，還沒有改革。第二個原因，我們這些年把建設社會的錢用到經濟建設那兒了。
現在應該是我們進行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要解決現有的難題，在后危機時代就要面對這個危機。社會體制、社會保障問題，現在要抓緊。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平衡各種矛盾是后危機時代的重要課題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傳統體制，“短缺經濟”是那個時代的突出特征。現在有人說，我國開始進入過剩經濟時代。最近，有人說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結束，我國將進入一個“新過剩時代”。無論是1997年后出現的“過剩”，還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過剩”，本質上都不是生產的全面過剩，而是產業結構、產出結構和貿易結構失衡基礎上的過剩，是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明顯不合理、弱勢群體缺少支付能力基礎上的過剩。我認為，可從四個方面概括后危機時代的突出特征。
第一，后危機時代是一個結構調整需要付出代價的時代。在中國，即使人均收入超過了3000美元，她也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結構調整仍是其經濟發展不可跨越的歷史任務。現在，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結構的調整，不僅是指經濟結構的調整，還是指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方方面面的結構調整。比如四萬億政府刺激經濟計劃，開始時重點投向國有部門為主體的“鐵、公、基”等基礎產業是對的，但是，一旦經濟回升轉暖，進一步向前發展，就需要考慮調整投資方向和結構。不能忽視基礎產業，但必須考慮加大向非基礎產業和非國有企業投資的力度。政府要逐漸從生產性投資領域退出，逐漸轉向通過財政投資支持和引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上來。除此以外，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盡可能通過財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把更多的財政收入用在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等方面來。
第二，后危機時代還是一個產業升級需要技術支持的時代。但這并不表示我國必然重新進入一個所謂重化工時代。當前我國產業升級的更緊迫的任務是技術升級。產業升級需要增加資金投入，投資也會因此而出現持續增長，資本有機構成也會相應提高。但是，產業升級的成功，不在于資本的增密和資本的無效率集中，而在于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到技術轉型與升級上來。這里的技術，不僅包括直接生產技術，也包括人本身，即所謂人力資本的投入。如果沒有技術的強有力支持，產業升級難免失去方向。
第三，后危機時代又是一個技術創新需要制度支撐的時代。不要以為改革搞了30年，改革的任務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實際上恰恰相反，改革的任務遠未完成。經濟體制改革任務不僅沒有完成，還產生了很多新的需要改革的對象和內容。政治體制改革也遠未完成，有些則至今尚未破題。文化體制改革同樣也需要深化等等。沒有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不深化這些制度的改革，技術創新就是一句空話。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證明，制度創新，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技術創新的根本支撐。
最后，后危機時代更是一個壟斷與反壟斷斗爭進一步加劇，不同利益集團的矛盾需要科學調解的時代。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這個矛盾的范圍不是縮小了、程度不是減輕了、沖突不是弱化了，而是矛盾進一步強化、沖突進一步深化了。舉例來說，最近關于光伏發電過剩、風力發電過剩、多晶硅生產過剩的報道不絕于耳，好像真的是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的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發展的需要，出現了生產過多和過剩的矛盾。實際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更不是我國的綠色能源搞得太多了，而是遠遠不夠。為什么會在我國風力和光伏發電比重仍然很小的時候，出現這么強的反對發展這類產業的輿論壓力呢？非常值得深思。與此近似的現象，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和21世紀初，電動自行車的生產也曾經遭遇過這樣一種不公正的打壓和限制。上述兩個例子，講的是一個道理，即矛盾的背后是壟斷和反壟斷，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間的矛盾與沖突。這是當前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征，也是這個時代面臨的一個挑戰。壟斷與競爭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矛盾和沖突如何解決，如何實現二者間的動態均衡，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與改革面臨的一個新的重大課題。
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會長、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東升：未來拉動消費的主力是中產階級群體
今后中國上升的關鍵，在于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發動機的順序發生了變化，未來中國經濟最大的根本結構調整，核心就是消費、投資、出口。
在未來的十年中，消費怎么拉起來呢？一是城市產業結構變化，三產的比例達到60%，就是真正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崛起。中產階級群體的崛起是最終的消費力量，富人主要是投資不是消費，窮人是沒錢消費。中產階級不是想要就能配置起來的，一定是在服務業占到60%比例的時候才可能達到的。二是農村城市化，就是未來十年到十五年間，城市化率達到60%。
目前的確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剛才大家談到的國有企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它們實際上是一種巨大的利益集團對小企業的侵占，這種新的利益集團不能代表國家。未來國家是兩個方向，一是堅定地把經濟還給市場，就是還給市場化的企業。再一點就是維持中產階級的崛起，這兩個方向將對未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未來30年還要靠改革
從今年3月份開始，經濟回升，很多人津津樂道。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的話就會看到，很多指標的回升，都源于國家刺激政策力度的放大。一方面導致經濟強勢回升，另一方面也留下一些問題。固定資產投資1月份到9月份是百分之三十幾，30%是屬于國有和國有控股公司，外資和民營企業遠沒有國有企業那么好，靠近政府的產業很火，靠近市場的產業還沒有完全走出來。說明經濟復蘇基礎是不堅固的。真正走向市場性反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要堅信一條，改革才是我們的關鍵，30年改革，到今天為止的成就，是改革帶來的，不是其他。未來30年靠什么，還是靠改革，現在以政府為主體的強勢改革手段，持續性是有問題的。
中國證券業協會投資分析專業委員會主任林義相：行政力量主導改革易形成權貴資本
關于中國這段時間的改革，我思考的問題是中國改革的主導力量在哪里。有一個基本的假設，經濟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定要從改革這個過程中得到利益，否則這個過程就不可能進行下去。如果這個假設前提能夠成立的話，我們可以推斷，行政力量就一定要從國有經濟的改革中獲得好處。但從理論上來說，我們國家的改革是一個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是行政力量不斷弱化、經濟力量不斷強化的改革過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設計、推動、主導和掌控使自己不斷弱化的改革過程呢？這就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的解決實際上是通過以行政權力換經濟利益得到解決的，其結果是導致權貴資本的形成。經濟力量和行政權力的交換，是怎么樣實現的？我個人做了一些研究認為，它是通過將國有資源、國有利益通過國有企業漏到體制外，漏到與行政權力相關的利益集團和區域當中，由此形成權貴資本。
隨著國有經濟的集中，央企越來越多，預示著新一輪中國經濟改革的迫切。中國這些問題既不能用政治經濟學也不能用西方經濟學解釋，正好印證了董老師所說的“中國是經濟學研究最肥沃的土壤，中國一定會孕育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家”。
中國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都向資本市場伸手資本市場無法承受
說到這場危機的產生，大家已經總結了很多，有人把矛頭直接指向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和發展。這些分析，也許都有道理，但是我們確實要認真冷靜地看待、研究這些問題。中國的銀行貸款承擔著支持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基本任務，這就帶來了一個現實問題，那么多銀行每年投放那么多貸款，直接導致銀行資本充足率的下降。再過一年兩年三年，真正進入所謂后危機時代之后怎么辦？我們的資本充足率不夠了怎么辦？
中國這么多上市銀行，幾乎同時向資本市場伸手，增資擴股配股，中國資本市場是無法承受的。銀行能不能走出一條總資產規模不無限擴大，自身可以持續發展的路子，唯一一條出路就是給銀行資產一定的流動性。使銀行的貸款資產有市場、可以流動。在總結這場危機經驗教訓的時候，很多人提出了次貸和資產證券化是重要原因。我要說，放慢資產證券化的步伐或者說取消資產證券化的做法幾年后會導致中國金融體系面臨嚴重的系統性的問題。證券化有很多好處，首先一條就是使銀行走出資產不無限放大，更重要是對資產市場的支持，使投資者投資的工具增多等。我們要認真研究，不能延誤了改革的歷程。
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培育新增長點要有六個方面的轉型
當前的經濟政策，一方面的確是有效制止了全球恐慌的狀態，保持了經濟基本穩定，另一方面，過多的行政干預措施造成政策性的反彈，具有強烈的依賴性，這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從經濟周期一般規律來看，經濟體是需要需要調整的，調整一方面會有損失，一方面會培育出新的增長點。那么培育新的增長點應該怎樣做到？在我國短期應對政策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的基礎上，要實現由短期應對危機措施向中長期培育經濟增長點轉型，我認為應有六大轉型：由重總量的調整向總量和結構調整相結合，以結構為主的政策導向轉型；由重存量向存量和增量相結合并且注重增量方向調整；由重投資向投資和消費相結合并且更注重消費轉變；由重制造業向以服務業為主兼顧制造業轉型；由重國際市場需求向重視國內市場需求為主轉型；由重政府調節向市場調節為主轉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后危機時代要解決一系列失衡
后危機時代主要是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們理想的結構是中產階級要達到60%，目前我們的中產階級比重只有21%、22%，離理想的目標還差40個百分點。我們的內需為什么很難啟動？九億中國農民的潛在消費需求很大，但是沒有有效需求，只有把九億中國農民轉化為市民，擴大中產階級的隊伍，這種需求才會有效。再一個就是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利于培育中產階級。我們的結構失衡表現在第一個方面，我們的中產階級群體的比重比理想模式要滯后30%-40%，這是經濟結構的失衡。我們的消費為什么起不來？我們政府的所得增長太快，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企業利潤也在增長，勞動所得不僅沒有增長，從比例來講還是下降的。勞動所得上不去，消費也就起不來，這是很重要的失衡。服務行業相對于信息化階段也是滯后的，這一系列的失衡，我們在后危機時代必須認真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