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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28 作者:社論 來源:南方都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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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G20)第三次金融峰會25日在匹茲堡閉幕，與會領導人就金融體系改革等一系列問題達成共識。從會議發表的《領導人聲明》看，此次G20峰會所取得的最終成果遠超市場之前預期，相關各方對金融體系改革所達成的共識，具有劃時代的積極意義，標志著國際經濟新秩序將由此拉開改革和重建序幕。
會議的核心突破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將二十國集團固定為全球經濟合作與協調的首要平臺，以G20峰會替代G8峰會；其二，峰會決定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和世界銀行改革，將IM
F中發達國家5%的投票權轉給發展中國家，而世界銀行則將發達國家3%的投票權轉讓給發展中國家。這兩方面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意味著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弱勢地位得到改變，發展中國家開始逐步享有與其發展現狀相對稱的話語權與決策權。
就在去年11月，G20峰會還不過是美國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召集19國首腦共商策略的臨時性論壇。時間不到一年，G20能夠替代有著“富人俱樂部”之稱的G8，成為固定的國際金融經濟磋商組織，其背后是各個經濟體對于世界經濟失衡問題的深刻警醒。
長期以來，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長期壟斷世界經濟秩序話語權，并以“市場經濟代言人”的角色強勢輸出其經濟與金融市場理念。與之相對應的是，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則在所謂“華盛頓共識”的牽制下，亦步亦趨地跟隨其后。這樣的國際經濟秩序湮滅了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只能以“理念接受者”與“制造輸出者”的角色而存在。
全面爆發的金融危機導致既有經濟秩序面臨嚴峻挑戰。次貸危機發源于美國，影響放大于日歐，而發展中國家則因此而深受其害。對比于11年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此次次貸危機爆發時，以IM
F為代表的全球金融市場協調機構，所發揮出的作用卻顯得嚴重不足。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IM
F曾直接介入到相關經濟體的“救市”過程之中，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流動性資金注入，緩解了危機蔓延；另一方面也對相關經濟體的市場模式提出極為強硬的要求，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其制度藍本。然而在次貸危機的演進過程中，IM
F卻并沒有發揮出國際金融組織的積極職能。
首先，IM
F嚴重錯判了次貸危機的影響，其總裁在去年6月就曾表示，次貸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可能已經過去，然而事實卻是去年9月后雷曼兄弟破產才標志著危機的總爆發。其次，面對危機中一些新興經濟體的求救呼吁，IM
F積極出手救市的動作很少，對于挽救和緩解危機的作用非常有限。
究其原因，在IM
F和世界銀行中發達國家占據著強勢話語權地位，加之對于發達國家經濟模式的盲目推崇，使得相關國際金融機構根本無法擔當起獨立救援人角色，面對危機只能進退失據，毫無章法可言。就此而言，G20匹茲堡金融峰會所達成的兩項核心決議，恰恰是基于對既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反思，標志著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閃亮登場。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決策話語權變化理應引起高度關注。
按照相關決議，IM
F中5%的投票權將由發達國家轉移給發展中國家，而多數分析認為，中國很可能成為投票權轉移的最大贏家，并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投票權第四大國。如果相關預測最終得到證實，將標志著中國在IM
F中獲得與經濟實力相對等的話語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地位的增加，既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期待。但必須要關注到的是，發達國家的此次讓步仍然有其限度，要想最終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全新架構，還需要各個經濟體的繼續努力。
發達國家所讓渡出來的IM
F投票權比重，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和歐盟的絕對控制力。因為按照IM
F的重大事項否決權制度，所有重大事項均須獲得85%的投票支持，而美國與歐盟的投票權比重都超過了15%，因此在事實上擁有著“一票否決”的權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所增加的投票權則仍然形式重于實質。
但無論如何，改革國際經濟秩序已成各方共識，或許下一步被改革的就將是投票表決制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紀經濟體系的一極，已經必然要承擔起這一歷史責任。對于中國而言，投票權擴大后如何讓“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更加完美，則是需要認真思考的現實問題。其中的關鍵內容至少包括如下：
其一，金融危機使得“中國制造、美國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面臨挑戰，中國必須脫離對出口與投資的過度依賴；其二，中國的宏觀經濟當局已經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決定調控政策，需要讓國內宏觀調控政策與國際主流調控政策基調保持大體一致；其三，面對日趨復雜的國際經貿爭端，如何既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又平衡各個經濟體間的關系等等。
話語權擴張的同時，也意味著國際責任隨之而增加，在看到國際經濟秩序改革給中國帶來機遇的同時，如何去盡早破解可能由此帶來的壓力與挑戰，則是在欣喜之后必須要冷靜思考的現實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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