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已成為我國收入分配中的主要矛盾。近日有媒體報道，目前發改委正就《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諸項改革可能于今年內陸續出臺。對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問題的調節，將會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已成為我國收入分配中的主要矛盾。近日有媒體報道，目前發改委正就《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諸項改革可能于今年內陸續出臺。對壟斷行業收入過高問題的調節，將會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在我國現行分配體系下，不同行業收入差距較大的直接結果是，多數民眾“重儲蓄、輕消費”的思維慣性得到了強化，經濟增長失去了重要的引擎。發改委此次發文，是對這一社會癥結的及時糾正。但除就行業不合理收入差距進行修正外，相關部門更應該高屋建瓴地對國民財富分配體系重新進行合理配置，以戰略性的改革措施推進中國經濟運行突破長期發展的瓶頸。
應當看到的是，我國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只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一個表象，其背后還有國家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社會資源配置不公等諸多深層次矛盾。比如，近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社會財富更多地向國家配置。2000-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而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落后于社會生產力的前進步伐，消費低迷。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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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比重34%，遠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60%的水平。又如，私人投資資金瓶頸一直難以破解、難以享有平等的政策待遇，“國退民進”難以大張旗鼓地推進。再如，我國公共養老保障體系的覆蓋面過窄，公共養老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只占人口總數的15%，低于世界勞工組織規定的20%的最低標準。若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藏富于民”的政策愿望將難以實現、央企等國資背景企業將繼續享有壟斷厚利、民眾也將會繼續捂緊“錢袋子”。
實現收入分配的合理化，需要各項配套措施的積極推進。在這一方面，日本歷史上“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成功帶給我們諸多啟迪。日本在1960年實施的這項計劃，于7年后實現了國民收入增加一倍，并于1968年成為當時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縮小高速發展的生產力水平與居民生活水平之間的差距；積極引導國內儲蓄轉為投資，1952年到1970年期間，日本私人投資增長超過10倍，生產效率大幅提升。此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最終催生消費熱潮也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從日本經驗看，國民收入倍增的實現，不僅要有高速發展的經濟，而且經濟結構、收入結構的優化也同樣重要。
直言不諱地講，日本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前的一些社會問題，與我國當下的社會問題極為相似。而縱觀國內主流論者的觀點，也均把收入結構優化、刺激消費增長作為終極目標。即便對調控政策部門而言，比如央行，在最近的季度報告中也幾乎每次給出同樣的觀點論述。可見，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所在、解決問題的路徑選擇，其實早已經從上到下地形成共識，當下的政策關鍵在于，究竟何時才能夠實現真正的體制改革破局，而不是讓論者止于文字，改革行動卻舉步不前。
實現收入結構優化的確需要公眾的耐心，日本在戰后廢墟重建尚需7年，而中國還需要打破既有利益群體的制約，為時或許需要更長。因此公眾的耐心與調控部門跨越任期時間限制的努力，是實現這一重大體制改革的前提。但是，對改革時間長度的容忍并非改革躑躅不前的理由，收入體制改革必須要克服“知易行難”的問題。一方面需要調控部門徹底拋棄局部修補的政策思維，高屋建瓴地圍繞收入結構優化進行戰略性布局，而不再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另一方面，戰略布局一旦成型就應該及時公布具體的政策目標與時間表，按步驟、有計劃地推進。目前以局部修訂為主的改革模式只會形成體制惰性，并最終讓整體改革完成的時間被人為延長，各類社會問題越積越大，反而加大最終改革突破的難度。
可見，徹底解決當前收入分配的矛盾，僅側重于劃定行業合理收入水平，難以觸及體制性問題的根本。只有下定決心，自當下開始從源頭上解決整體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民眾的福祉才會真正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良性循環才可能由此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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