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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要征碳關稅 中國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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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對于碳排放所應負的責任，要從歷史積累的角度來算。研究表明，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80%左右，是發達國家在1950年以前工業化進程當中所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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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是為了消費，如果不從根本上思考問題，發展中國家也學發達國家那樣高消費，減排的問題就永遠得不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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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迄今為止沒有履行他們的責任，沒有進行轉移支付。應建立在國家層面進行轉移支付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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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等發達國家因視“低碳經濟”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一意孤行地征收碳關稅的可能性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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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讓美國人征了我們的碳關稅，去補貼他自己的企業，不如我們自己先征碳關稅，所得的稅收再補貼自己的企業。
近日，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長安講壇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舉辦的第157期論壇上，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博士提出，各國對于碳排放所應負的責任，要從歷史積累的角度來算，即使從現在的角度看，也應該是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的問題，僅從生產者方面看，也應該對各國的發展水平有所考慮，為發展中國家留出發展空間。而對于中國來說，應該積極利用發展綠色經濟這一機遇，改變經濟結構。他說，盡管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歷史積累等原因占了碳排放的80%，發達國家不否認，但美國等發達國家視“低碳經濟”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一意孤行地征收碳關稅的可能性極大。在這樣的狀況下，中國怎么辦？樊綱說，與其讓美國人征了我們的碳關稅，去補貼他自己的企業，不如我們自己先征碳關稅，所得的稅收再補貼自己的企業，以達到企業改變結構、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以下是樊綱博士的演講內容。
一、 誰排放了這么多的二氧化碳？
我們要實現低碳經濟，同時實現發展，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世界的問題。而中國在這當中負有什么樣的責任，我們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哪些原則立場，哪些訴求，盡什么樣的責任等等，在未來的世界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發展中都很重要。
今天我所講的“減少排放”這個詞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節能減排，十一五規劃要改善環境，節能減排，那個節能減排主要是減少二氧化硫和其它有害氣體等的排放。我們今天討論的減排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它是人類經濟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跟人類經濟活動相關，也就跟經濟學相關。它使氣候發生變化，使全球變暖并由此造成許多災害。
研究表明，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80%左右，是發達國家在1950年以前工業化進程當中所排放的。1840年排的二氧化碳，現在還在那里積存，它是歷史上累積起來的二氧化碳。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發達國家技術進一步發展，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高排放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于是，發展中國家成為高排放的角色。以2005年的數據來看，實際總排放量，美國最多，其次是中國。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遇到碳排放就拉著中國說事的重要原因。
從1850年至2005年的累計，美國第一，歐盟第二，中國第三。這是有關人的問題，因此，它不能簡單地按一個國家的總量來看，而是要看這個國家有多少人，按照人均的標準來看。
當前各國實際年人均排放量，美國人均19.5噸，歐盟不到8噸。到美國和到歐洲感覺差距很大，歐洲人最近這幾年已經開始注意減排，而且總的來講，在開車、取暖等等方面相對來講是比較節省的，油價也比較高，節能做得不錯。而美國住大房子，開大車，各種能量消耗確實非常大。美國媒體披露，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一個月家里冷氣的賬單2000美元，典型的高排放。中國人均4噸左右。印度比較低，1噸左右。印度比較低是因為制造業發展得比較弱，它最近幾年經濟發展主要是服務業。我們是制造業比較強，服務業，特別是外包、電腦比較弱，這是我們的弱點。但是由于印度制造業不發達，勞動力的70%以上在農村，還沒有開始就業。我們畢竟已經消化了35%—40%的勞動力，我們還剩百分之三十幾的農村勞動力，印度還剩百分之七十幾。應該說，各有各的問題。
雖然我們生產排放了很多碳，但是我們的排放是為了出口，是因為世界上有人要消費。實際上很多碳排放歸根結底是因為有人要消費這些物品。
二、 用什么計算排放最合理？
生產是為了消費，人們老說中國不消費，要提高消費水平。但是如果我們提高消費水平，也按照發達國家那種消費模式去消費，結果是什么呢？結果就是世界上會需要更多的生產，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所以，眼光僅僅盯著生產是不對的。如果不從根本上思考問題，發展中國家也學發達國家那樣高消費，減排的問題就永遠得不到解決。
關于“轉移排放”與貿易的問題�？鐕镜轿覀冞@兒生產，目的也是為了出口去滿足發達國家的消費，這種排放叫做“轉移排放”。目前研究這個問題都是從貿易的角度，這樣很容易引起貿易爭端，往往為各國設置貿易壁壘提供了理由。
怎樣計算排放更為合理？我們提出了由消費引起的排放的概念，簡稱“消費排放”。因為生產只是為了創造消費。
現在世界上已經有現成的計算模型，基本的含義就是承認發展的權利，用人均累積歷史排放的數據加上現在各國收入的差別，計算各國的“責能指數”�；竞x是，第一，你應該在全世界減排的任務當中分攤多少責任、任務，要和你歷史上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掛鉤，誰排的誰負責。第二，公共品的供給，富人應該多為公共品的提供出資、出力。歷史上還很少排放的發展中國家有進一步發展的權利，而且發達國家應該讓出一部分排放的空間來，讓發展中國家得以發展，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第三，從責任能力來講，發達國家由于收入水平比較高，因此它也應該為全球氣候變化這些公共品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術。
各個國家在全部減排任務當中所應承擔的責任的百分比，歐洲是34%，美國是37%，中國是1.6%，印度幾乎為零。全球共同分攤公共品的供給當中的公平問題，也是歷次世界氣候大會爭議的焦點。
今年12月份召開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將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怎么來分配各國責任和義務的問題，各國減排應該是什么樣機制的問題。
三、 當前國際減排機制的缺陷
1、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太少。按1%GDP計算，目前發達國家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總額目前應為每年4000億美元左右，其中應有相當一部分用于支持低收入國家的減排。但目前它們拿出的錢僅限于：對國際基金的少量捐款(迄今各國承諾的累積總額僅為60億美元左右)和每年在碳交易中的支付(2007年發展中國家收到的資金總額不到0.8億美元)，不僅大大小于所需資金，也不到它們應該支付的10%。發達國家迄今為止沒有履行他們的責任，沒有進行轉移支付。
2、
目前的解決方案中，發展中國家能夠參與的只有在UN框架下的多國基金(MF)和清潔發展機制(CDM)的市場機制，缺少國家間的協作機制，也沒有一個國家之間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的制度性方案。而CDM在全球碳交易中只占12%上下的份額，處邊緣位置。
3、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支付，目前的主要渠道是碳交易。這是一種私人部門的市場行為。但是，氣候和減排，是一種全球公共物品，包含大量減排基礎設施的提供，只靠私人部門的行動是無法提供的。
4、
如果主要依靠市場交易，發達國家只能是“事后支付”，而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實現大規模的減排，需要大量前期的基礎設施和技術設備更新的投入，只能進行事后支付的機制等于是沒有支付的機制，許多減排活動根本無法在發展中國家展開。
5、
發展中國家因在國際協作中得不到資金支持，缺乏承諾任何加入強制減排協議的動力；而發展中國家不做任何承諾，又構成發達國家不進行資金與技術轉讓的借口，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我們需要一種在相互承諾前提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采取更多行動的機制。
四、 改革方向：建立國家間聯合減排計劃
這次哥本哈根大會，要談2020年以前的減排方案和以后的2030、2050年是否能形成一套新的機制，這套機制能夠建立在國家層面進行轉移支付，使得發達國家進行應該的轉移支付，使發展中國家參與更多的減排。
我們建議：建立國家間聯合減排計劃與國際氣候公約，作為行動方案。
1、
要以歷史累積消費排放計算各國的責任。
2、 按各國的人均收入和有支付能力人群的大小測定各國的減排能力。
3、
根據以上兩個指標測算責能指數，認定哪個國家應該加入減排、強制減排貢獻的指標協議，低水平的國家仍然可以自愿減排，仍然可以不加入強制減排的協議，但是都要有一個明確的責任區分。
4、
以《京都議定書》國家中最低的“人均累積實際排放”為標準，設定加入強制減排協議的“門檻”。
5、
實現自愿減排的發展中國家，減排的越多，可以越推遲加入強制減排的國際機制。如果你的排放達到一定水平，就需要加入強制減排的行動方案。而你前面自愿減排的越多，就可以越推遲你加入限量減排、強制減排協議的時間。因此，鼓勵自愿減排。
6、
而自愿減排的這些國家在參與國際碳交易的同時，可以提出自己的國家減排計劃，邀請發達國家參與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這個計劃要與參與國共同制定“可測量、可核證和可報告”的減排方案和技術轉讓、資金配置的具體計劃。在這個計劃當中，由發達國家支付的這部分實現的減排當然要作為發達國家責能減排的一部分來加以計算。
7、
公約中的發達國家需承諾：1，減排所需技術的轉讓，取消任何技術封鎖。2，資金配置。所承諾的資金可以部分用于建立一個基金進行國際間的戰略性、試驗性項目，主要部分則進入“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方案(計劃)的參與方聯合組成某一國家的“減排伙伴團”，在MVR的原則下實施減排計劃和使用所需的技術和資金。
五、 關于碳關稅和我們應采取的措施
我想著重強調一個問題，現在這件事有點緊迫，應該及早引起我們的關注，就是碳稅的問題。緊迫性來自何處呢？來自美國，很可能在今年10月底美國國會要通過議案，要對進口產品實現碳關稅。美國奧巴馬政府非常積極地推動這件事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可以把它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歐洲、日本都在把它當做一個新的增長點，僅更換綠色設備就會有巨大經濟利益。美國自己承諾了到2012年的和2020年的減排目標，要實現國內的減排，它的主要減排機制就是征收碳稅。
實際上，現在實行碳關稅是很不合理的。
第一，
國際現在減排的原則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展中國家可以不承擔任何量化減排的責任，以使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大規模歷史排放陰影下實現經濟發展的權利，而碳關稅是與這一原則相沖突的。
第二，
發達國家對氣候變暖的歷史責任巨大，本來應該由他們通過國內減排，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支持資金的轉移來實現他們的歷史義務和現實義務，而不是讓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減排成本。碳關稅實際上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成本。
第三，
多項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出口多，并不是因為它的碳成本比較低，而是因為其它原因。即使實行了碳關稅，對碳排放的影響微乎其微，對貿易的影響會很大，對發展的影響會很大，但是對減排的影響很小。
第四，
更重要的是，一國在國內實行碳稅制度，是將稅收用于補貼國內企業的減排措施，最終會導致排放的減少。如果對進口商品課以碳稅，卻把收上來的錢用于補貼本國企業，而不是去補貼生產國的企業減排，碳關稅就根本起不到減少生產國碳排放的作用，這是違背減排的基本精神的。
但是，不管我們說多少理由，美國國會很可能不會關心我們所說的，他們甚至不會去關心什么歷史消費、人均減排，他們只說中國在排放多少碳，中國出口企業排放多少碳。那么我們怎么辦？我們現在顯然不能承諾碳排放的額度，我們現在顯然不能加入國際強制減排的協議，我們才處于這么一個發展水平。但是我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得它的碳關稅失去合理性，這就是我們自己實行碳稅。稅收用于國內減排。
如果我們自己征收了碳稅，它再實行碳關稅就變成了雙重征稅�，F在WTO已經認定，碳關稅是合法的，符合WTO原則的，因為這是關于碳，而不是關于其它的生產要素。這個風放出來，更使得美國人積極去做這件事。而雙重征稅是違反WTO協議的。我們自己征了，他就失去了征我們碳稅的合理性。我們征碳稅，應該是較好的應對方式。第一，我們實行碳關稅當然會增加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了我們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這是將來阻力的來源。第二，目前情況下，我們不征別人也要征，我們也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出口。我們這一塊成本沒加上去，別人也要在關稅上把它加上去。而那筆錢就是他收走了，我們還沒收著。而如果我們自己先收了關稅，我們拿這筆錢還可以補貼企業，當然是用于碳減排。而且客觀上說，如果發達國家實行了碳限額，他們的成本也提高了，我們的相對成本并沒有提高，至少相比美國、歐洲我們的成本并沒有提高。
碳成本提高，價格隨之提高，經濟增長可能會受點損失。但是我們自己要實行節能減排，我們自己要對碳密度高的產品進行適當限制，這件事我們也是非做不可。而且最重要的是稅被我們自己收了，沒有被別人收去，肉還在自己的鍋里，這筆錢我們還可以用于發展其它。就是碳密度高的一些企業受到一些影響，但可以實現結構調整，總的經濟增長、就業增長不一定受到很大損失。當然高碳排放企業會受到一些影響，我們還可以采取很多補救措施。歐洲現在很多國家都實行碳稅，實行碳稅的國家明顯采取了其它措施，他們降低了企業所得稅，又降低了企業支付勞保的費率。通過這種辦法，企業的綜合成本并沒有提高，但是更加偏向于減排這個方向，這都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我們也可以采取。
面對這樣的國際形勢，我們應該如何合理、正確地捍衛我們的利益，在國際經濟發展中爭取話語權？這是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樊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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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經濟學博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經濟轉軌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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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務農，1975年轉到河北省圍場縣；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七七級）政治經濟學專業，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主攻“西方經濟學”專業；1985年至1987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92年至1993年任《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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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1992年被破格晉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3年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近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暨“過渡經濟學”。2004被法國奧弗涅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背景鏈接一]
什么是無悔減排？
無悔減排(non-regret emission
reduction)最初是指即使全球沒有變暖，我們也要做的事，比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提高競爭力，總不會后悔。
無悔減排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可以定義為：可以實現經濟回報大于成本投入、并實現了一定程度碳排放減少的行動。
最廣義的無悔減排：實現一國可持續發展的減排，其含義是，不僅收入的增長，而且符合國家目標的環境改善，都構成“收益”的一部分，只要這種綜合收益大于成本投入，減排就是“無悔”的。
最狹義的無悔減排：沒有或基本沒有成本投入的行動，如建筑規則的改變，而且不是使建筑更貴，比如不允許大飄窗。由于多數減排行動成本與效益較難計量測算，許多成本和收益都是間接的，我們在討論國家減排行動方案時，應使用最狹義的無悔減排定義。
什么是自愿減排？
發展中國家自愿減排概念：在無悔減排之外，作為發展中國家主動提出采取的減排行動；同時，根據國際協議的原則，這也屬于需要由發達國家根據能力減排義務提供技術轉讓和資金配置的減排活動。
[背景鏈接二]
設定進入國家強制減排門檻的具體標準
提議按《京都議定書》的國家中2005年“人均歷史累積實際排放”最低國家的值為標準，設這一標準為參加強制減排協議的“進入門檻”(threshold)。
按人均歷史累積消費排放排序，國家排放最小值為羅馬尼亞的143.7噸；按人均歷史累積實際排放排序，國家排放最小值為葡萄牙的170.2噸，以這兩個國家的標準為“門檻”的備選指標。
[背景鏈接三]
什么是CDM？
CDM就是清潔發展機制，是依托于《京都議定書》而產生的一種機制，科學家們在考察人類活動對于氣候變化的影響時，發現氣候的變化是影響地球環境的一個重大因素。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溫室氣體的過多排放。因此，通過CDM促進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和資金的支持來實現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CDM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比如傳統的環保領域如垃圾處理、煤層氣利用(俗稱瓦斯)等。傳統煤礦的瓦斯都是對空排放的，非常危險。這種物質如果收集起來是可以再利用的。而對于垃圾的傳統處理方法通常是填埋，這對環境的污染也是很嚴重的，但是如果企業可以通過CDM機制得到資金的支持，便有利于促進我國環保項目的發展。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其他還有比較典型的新能源像風電項目、水電項目，這幾年我們國家作成CDM項目的非常多。
現場答問
● 提問：
感謝樊綱站在國家的利益、站在民族發展的立場上給國際社會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建議。第一個問題，我總覺得這場全球氣候變暖引發的減排，似乎像文化大革命，它是沒有建立在確鑿的科學證據基礎之上做出的一個群眾運動式的討論，人類活動帶來了氣候變暖，它的后果在各個國家之間是不一樣的。對于西伯利亞恐怕還有好處。但是這場大忽悠、這場游戲對我們不見得是壞事，說不定還是好事。不同的國家人均消費跟碳的消費不見得一致。比如俄羅斯由于氣候環境不大好，很冷。再比如像印度，以后印度大部分地區都要用空調，它對碳的需求會上去。所以，總消費跟碳消費之間可能還不能畫等號，這是一個技術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算我們算出來發達國家歷史上碳的消耗很多，按照西方人的邏輯，他可以說這是我的曾祖父所犯的錯誤，憑什么這一代人要給曾祖父犯的錯誤還債呢？今天的日本人都不承認他們應該對他們的祖先侵略中國而認罪。
● 樊綱：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戰爭打過去也就打過去了，戰爭死人是流量。二氧化碳是一個存量，他爺爺造的那個孽，現在還在造孽，這跟戰爭不一樣。所以，世界上各國還是認這個賬的。
回答第一個問題，同樣的東西生產出來，有的國家用的是水電，有的國家用的是煤。在這樣的計算當中，總會有一些差異。俄羅斯跟加拿大所提出的標準是根據每年取暖的長度，每年取暖多少計算我的責任是多少，各有各的標準，天下有幾十種標準來計算責任，大家可能都會提出一些差異的算法。但是總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消費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因為人人都在消費，而且是越來越多，差異部分越來越小，越來越趨同。從這個長期的意義上說，我們的算法是準的，大家趨同越來越多，生產標準越來越單一，生產函數越來越統一，因此這個計算法的合理性就在這個地方。
至于大忽悠。我非常同意你的觀點。但是只要忽悠起來，它就變成意識形態，一旦它成為世界的意識形態，你如果不接受它，很可能過不了多久一個新的名詞就出現了，叫“碳流氓國家”。你這個國家不減排碳，你這個國家不采取減排措施，你這個國家就是流氓國家，跟我們不同類，他們就用各種方法打擊你。世界上很多東西越來越意識形態化。經濟學論證的東西有價值，其實也是意識形態，只要我賦予它價值，它就有價值，它就成為新的增長點。從客觀上，從戰略的角度，我們必須去應對它。我們過去經常吃這樣的虧，盡管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反倒沒有得到應得的好處。就看我們怎么掌握主動權，怎么把這個大旗攥在手里，這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