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及有關專家正在就水價在部分城市調研。據稱，此次調研的重點之一是外資在中國水務市場的影響，及外資與這一輪水價上漲的關系。這樣的調查是必要的，但調查的范圍恐怕應當大大擴展。
去年以來，伴隨經濟衰退，物價總水平開始回落，有關專家紛紛宣稱，公用事業包括城市供排水服務可在此機會漲價了，政府有關部門也確實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漲價事宜。這種緊盯物價總水平的漲價時機論，在經濟學上是站不住腳的。物價總水平較低甚至為負，乃是經濟衰退的結果，而在經濟衰退期內，民眾尤其是普通民眾的收入必然放慢增速甚至降低。此時調高水價，必然增加民眾的痛苦度。
難怪水價上漲論一現身，就遭到公眾輿論的批評。其中一部分批評指向了外資。近些年來，已有不少外資進入中國的公用事業領域，包括城市供排水市場。某些評論者懷疑，城市上調水價受到外資水務企業的操縱。
應當說，這樣的懷疑沒有太多道理。在華主要外資企業目前所有簽約項目的供水總能力不到全國供水總能力的10%，市場占有率最高的一家外企的實際占有率不到
3%。換言之，九成水務市場還是由計劃體制時代延續下來的國有壟斷企業控制著。因而，假如水價上漲確實是由水務企業操縱的，那更大的嫌疑人應當是國有壟斷企業，而不大可能是外資企業。當然，在個別城市，外資水務企業確實占有較大市場份額，因而確實有可能對價格產生一定影響。
盡管如此，假定中國的公用事業監管體系設計比較合理，則不論是壟斷性國有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都不可能操縱價格。不幸的是，目前中國恰恰不存在獨立、有效而可信的公用事業監管體系。
公用事業改革已進行多年，相對其他領域，改革進展相當緩慢，而由于改革的宗旨不正，已進行的改革又存在嚴重的缺陷。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進行公用事業改革的初衷都是甩包袱，就像當初的醫院、教育改革一樣。當然，城市發展需要公用事業投資，而政府自有財力有限，也希望引入外部資金。總之，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處理公用事業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是融資。這樣，在具體操作中，政府就把融資放到第一位，由此導致改革出現嚴重偏差。比如，政府偏好規模較大的外資企業，因為這類企業擁有資本優勢，而忽視具有公用事業管理專長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冷待本土私人企業。由于偏愛大型外資企業，結果所選擇的合作模式普遍存在合同期限過長的問題，特許經營權的授予期限一般可達30年，有時甚至是50年。其后果是，該企業成了市場上的壟斷者，競爭被取消了———
而這本來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關鍵；同時，監管機構幾乎被企業綁架，而難以有所作為。
事實上，融資導向的公用事業改革根本就忽視了監管體系的構造問題。當然，這也與國有的壟斷性公用事業企業沒有及時進行改制有關，這些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仍然是扯不清、理還亂，政府仍沿用“行業管理”的模式。這樣，公用事業市場雖然已在初步發育，卻依然沒有出現具有足夠獨立性的監管機構。沒有獨立的監管機構，就不可能有公平的價格。公用事業定價機制不同于一般市場上的普通商品與服務，畢竟，每家安裝兩三套屬于不同公司的水管子是不現實的。但是，假定有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那它至少可以做到一點：不被企業本身所控制。獨立的意思是指它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它所監管的企業的干預、控制，獨立地作出決策，其中包括獨立地定價。這一點是公平定價的關鍵所在，公平的意思就是，平衡企業與消費者的權益，而要保持平衡，定價機構就必須同時獨立于這兩者。而政府與國有企業有直接的利益關系，或與外資企業同為一家公用事業企業的股東，隸屬于這樣的政府的一個部門，比如物價局、發改委、城市建委，是難以按公平原則定價的，它必然會偏向企業而忽略消費者的權益。
這也正是現在整個社會存在水價上漲焦慮的根源所在。也許目前的水價確實對企業不公平，也許提高水價確實具有巨大生態效益，但沒有一個獨立監管者、定價者，則民眾很難相信，企業提出、政府批準的價格是公平、合理的價格。
另一方面，由于監管機制不順，各地政府也沒有尋找比較合理的公用事業定價機制。各地目前普遍采取的成本加成定價法有利于企業操縱價格，消費者甚至定價機構卻幾乎沒有發言權。如果有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它就會主動地尋找更好的定價辦法，比如最高限價法。此法能使監管機構處于主動地位，又能促使企業降低成本，從而擬制一個市場競爭過程，最終有利于消費者。
因此，構造獨立監管體系，乃是公用事業改革的關鍵，它也能夠緩解公眾的漲價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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