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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中國不少的社會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顯露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長期積累的重大缺陷。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社會發展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兩者之間嚴重脫節，基本的社會政策嚴重缺位。這一重要問題導致了社會結構尤其是社會階層結構的不公正不合理，致使社會結構難以對經濟發展提供有效有力的支撐，如消費需求、社會團結和社會整合、社會資源以及社會安全等方面的支撐。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從近期著眼，必須防止由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實體經濟危機的深度化，必須防止金融危機向社會領域的廣泛蔓延；二是從長遠著眼，必須進行系統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形成公正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彌補中國一個時期以來發展中的重大缺陷，為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的健康發展做好必要的鋪墊。
一、應當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初級的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
為了完成上述兩個目標，需要做大量的事情。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事情就是應當高度重視并大力推進初級的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
所謂社會政策，是指以社會公正為理念依據，以解決社會問題、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改善社會環境、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為主要目的，以國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途徑(但不是唯一途徑)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的行為準則、法令、條例的總稱。
應當看到，目前民眾對于社會政策形成了一種普遍的要求，而且對于經過30改革開放的中國已經具有了一個初步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還應當看到，目前中國畢竟還不是一個發達或比較發達的國家，而且在社會政策方面的歷史欠賬過大，所以在現有的條件下，要想建立起一個高級的或中級的社會政策體系并不現實。基于前述兩方面情形綜合考慮，我們現在提建立一個初級的社會政策體系還是切實可行、能夠做到的。
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對于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乃至確保中國未來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來說，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是有效提升消費內需拉動力之必需
一個時期以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消費水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民生狀況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其一，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二，國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憐，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嚴重落后；公共教育事業明顯落后；公共衛生事業嚴重滑坡。
有效地擴大消費內需，對于中國社會經濟能否邁上一個巨大臺階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而勞動者報酬比重的逐年下降，使得民眾的消費購買力的提升受到限制；國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過小，又使得大量社會成員必須在現有的家庭財富當中切出一部分用于自我型的保障，以應對未來的生活風險。這一切，使得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的消費內需拉動明顯不足，最終消費率日益走低。2007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為166740.2億元，國內生產總值為263242.5億元，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已高達63.3%。這個數字遠遠高于美國2002年18.2%的外貿依存度水準。2007年，中國的投資率達到了自1978年以來的次高點42.3%，而消費率卻創下了自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48.8%。
顯然，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是走出上述困局的必需之舉。其一，對社會成員提供大量基本公共服務產品以及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可以使民眾原來用于教育、衛生的許多支出費用轉向日常消費，從而直接有助于形成大面積的、有效的消費內需拉動。其二，社會保障政策體系的建立，能夠使社會成員對社會及市場的重要風險因素進行共同的承擔，從而大幅度地緩解諸如社會成員在養老、醫療、失業等方面的后顧之憂，從而對未來的生活能夠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相應地可以大幅度減少個人的儲蓄。與之相聯的是即時消費的增加，甚至是提前消費亦即按揭消費(貸款消費)的增加。
三、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是確保社會安全運行之必需
中國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關鍵的階段，換句話來說，中國社會開始進入了一個高風險的時期。隨著現代化進程的迅速推進，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已經和即將發生的深刻變化，中國社會當中各種各樣的、大量的社會問題必然會集中出現，在某個時期、某些地方甚至會以一種比較激烈的、爆發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現在大量的社會調查幾乎都顯示出這樣一種情況，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社會問題多集中在同民眾日常生活有直接關系的部位，如：就業，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義務教育，貧富差距過大，等等。不能否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目前的民生狀況不容樂觀。由不容樂觀的民生狀況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呈現出某種多發、高發、并發的態勢，進而對于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響。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之下，這些社會問題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比如，失業問題加劇，低收入群體生活狀態惡化，勞資糾紛和沖突加重，中等收入者財富明顯縮水，群體性事件迅速增多，等等。而這些由不容樂觀的民生狀況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恰恰是可以通過社會政策直接予以解決或緩解的。
通過有力度的社會政策的實施，可以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提供一個有效的基本生存底線，提供一個基本的發展平臺，從而大面積、大幅度地改善民生的基本狀況。而中國的基本民生問題一旦得到大幅度的改善，那么，就會從源頭上大幅度減少社會問題生成的機會，就會在現實中大幅度減少社會問題的數量、減弱社會問題的強度，進一步看，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安全運行就能夠得以實現。
四、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是形成公正合理的現代型社會結構之必需
社會結構對于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來說，具有基礎性的意義。社會結構是社會機體的骨骼，支撐著現代社會經濟健康持續的發展。
公正合理的現代型社會結構并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自動生成，而是一個需要進行主動建設的過程。不能否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當中，中國對于公正合理的現代型社會結構的建設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致使社會結構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問題，并由此衍生出許多負面的社會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固化了社會發展滯后的短板現象：其一，金字塔型外觀明顯；其二，沒有形成一個互惠互利的社會利益分配結構；其三，缺少一個暢通的社會流動機制。
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有助于形成公正合理的現代型社會結構。通過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可以增大社會再分配的力度，從而減少貧困者和低收入者的比重，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通過社會政策，可以對勞動者的基本勞動收入進行保護，同時還可以對資方的違規贏利行為進行有效的制約，最終形成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互惠互利局面。通過社會政策，還能夠有效地消除社會歧視現象，為暢通的社會流動機制清除障礙。凡此種種，對于社會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會起到一個不可缺少的、有力的支撐作用。
五、中國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建設正當其時
對于社會政策大面積的制定和實施來說，中國如今正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契機。金融危機使得中國經濟遭受到多年來未曾遇到過的重創，并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而且，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許多問題如經濟結構轉型問題、發展后續推動力匱乏問題、社會發展明顯滯后問題、社會不公問題等等都比較充分地顯露出來。對于這些問題，需要站在統籌全局的高度，并著眼于中國的長遠發展，通過系統的制度建設，予以一攬子解決。而大力推進社會政策體系的建設，就是其中一項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內容。
20世紀上半葉美國和英國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危機當中開始建立系統的社會政策體系。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國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美國經濟嚴重衰退。作為成功應對如此嚴重經濟危機的羅斯福新政，其中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開始建立系統的社會政策體系。1935年，美國通過了《社會保障法》，確立了美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1935年前后，美國還制定了大量的其他方面的社會政策，如《全國勞工關系法案》、《稅收法案》等等。英國也是如此。經過二戰，英國幾乎成為一片廢墟。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英國于1945年前后，推出了大量的社會政策，如《社會保障法》、《家屬津貼法》、《國民醫療保險法案》、《國民工商保險法案》和《國民救濟法》等等，開始建立比較完備的社會政策體系，并予以貫徹實施。20世紀上半葉美國和英國在社會政策方面的舉措，為這兩個國家社會經濟未來長時期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美國和英國在社會政策方面的這些作法值得借鑒。
現在，中國的人均收入明顯高于1935年的美國和1945年的英國；國家現在的公共權力和公共財力，更是遠遠超過了1935年的美國和1945年的英國；況且，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應更加重視社會政策，理應在社會政策方面有重大突破。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現階段，建立一個初級的社會政策體系已經不是一個“能不能做到”的問題，而是一個“想不想去做”的問題。只要下了決心去做，我們國家應當也能夠比當時的美國和英國做得更好，從而有效渡過金融危機難關，并為渡過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社會經濟“實現更長時間、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的發展”(溫家寶語)做好必要的鋪墊，打下堅實的基礎。(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