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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當前危機導致馬克思理論的回歸
    2009-07-31    陸遙/譯    來源:經濟參考報

  提要:馬克思理論的中心是批判和解析資本主義。當前的全球危機驗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解析。危機的發生肯定將帶來資本主義系統的重構和改革,改革之后出現的將是一種仍可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而更接近于理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失敗。

    法國《新觀察家》雜志日前刊登記者吉勒·安克蒂爾對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專訪,認為當前危機導致馬克思理論的回歸。

    《新觀察家》記者問:因金融資本主義混亂引發的全球危機是否驗證了馬克思的解析?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答:馬克思明白了一些被傳統經濟學家所忽略的東西:資本主義是一種通過危機以不穩定方式進行演化的系統。危機發生之時,該系統就會進行重構。此外一些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沿著馬克思的理論思路才明白了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在過去40年間,我們經歷了新古典自由資本主義具有相當病理學意義的一場混亂,這是無法預計和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系統想要毀滅除市場本身以外的一切。正是由于極端自由經濟的這個病根,眼下的危機才會超出我們的預期,而且它肯定將帶來資本主義系統的重構。那么資本主義是否有能力對自身進行改革?在上一場世界大戰之后,得益于上世紀30年代重大危機的經驗以及與當時有關的政治和社會風險,資本主義成功地對自身進行了改革。大家或許還記得當時各國政府的標語,同時也是凱恩斯的標語:再也不能這樣了。改革的靈感一方面來自社會民主遺產和工人運動,一方面來自某些國家的社會宗教思想,最后還與蘇聯的某些教訓有關:計劃思想、經濟受到領導和控制、對整個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既然改革已經成功了一次,那么就可能再次成功。當然不會以相同的方式,因為兩次危機并不相同。改革之后出現的將是一種我們仍舊可以稱為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如果人們繼續追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我認為這是行不通的。更接近于理論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失敗。

    問:這既是馬克思的回歸,也是凱恩斯的回歸?

    答:令人意外的是,在上世紀末和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經濟危機期間,重新發現馬克思理論合理性的居然是一群生意人。自本次危機爆發以來,人們談論更多的還是《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因為馬克思理論的中心就是批判和解析資本主義。凱恩斯的回歸也存在,那是一種實用主義。凱恩斯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者,但不是馬克思那樣的經濟史解析大師。

    問:美利堅帝國將走向何方?在奧巴馬的領導下它會否演化?

    答:美國歷史也是一種病理畸形。布什試圖建立一個全球帝國。伊拉克戰爭是該計劃的一部分,它毫無道理可言。如今這個帝國主義計劃已經失敗,奧巴馬沒有必要把它繼續下去。布什及其團隊忘記了一件事:雖然美國從軍事角度來看無人可及,是惟一的全球軍事大國,但它畢竟是一個已經進入衰退期的帝國。衰退是相對的,因為目前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低估了新興經濟中心,尤其是亞洲新興經濟中心的崛起。奧巴馬的處境是,他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行使權力,還必須學會適應全球的多極化格局。中國、印度和巴西的地位不斷提升。從某種意義上講歐洲也算一極,但只在經濟層面而已,不包括政治和軍事。美國甚至其制造業可能會出現一定復蘇,但數年后它或許將不再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不過它仍將是一個巨大經濟體,一個擁有大量人口和廣闊領土的大國。這一點不能忽視。

    問:您曾寫道在21世紀“帝國時代已經終結”,您從童年時代起也經歷過多個帝國的消亡。那么在全球化時代,帝國還有前途嗎?

    答: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因為這要看如何對帝國進行定義。殖民帝國我認為是沒有前途的。我還要說,一部分白人國家和白人理論家試圖建立的以人道為由進行軍事干涉的權力主體,也就是我所說的“人權帝國”迄今為止也沒有行得通。其中有技術原因,有內部分歧原因,也有該主體只能施壓于小國而不能施壓于大國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帝國已經不存在。不過貧窮國家在經濟上依賴發達國家的現象還將延續,貧窮國家的依賴性依然存在。問題在于,這種依賴是對大型帝國的依賴還是對跨國企業的依賴?我們可以說,這其中存在著某種經濟帝國的元素,如果跨國企業試圖擺脫原籍國自主行動,該元素就可能生根發芽。這將是另一類完全不同的帝國。
    真實的歷史上存在過兩種帝國。古老帝國的惟一現存例子是中國。自17世紀以來,中國的領土擴張事實上從來沒有間斷過,而且至今都尚未結束。中國唯一丟失的帝國土地是蒙古。其它的傳統帝國都不復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20世紀的重大變化就是古老帝國和殖民帝國的消亡。一種新的帝國試圖誕生但最終失敗,在蘇聯和美國控制的領域都遭受了失敗。

    問:您認為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將動搖民主政府的根基。您覺得民主的前途在哪里?

    答:中國要實現瑞典或法國式的民主還需要很長時間。21世紀的問題是全球問題。全球化存在于各個領域,但政治領域除外。在政治上,民族國家是惟一的決定主體。因此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有能力進行全球決策。問題是全球的,因此解決辦法也應該是全球的。氣候問題必須解決。一旦四個或五個大國無法就如何行動和行動決心達成一致,我們就會失敗。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并不適于解決某些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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