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財富》雜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強”，這成為全球企業界的一個慣例性事件。7月9日，《財富》按例發布了今年的排行榜。這次，中國大陸有35家企業入榜，其中，中國石化以2078.14億美元的年銷售額排名第九，首次闖入前十強。
中國內地企業第一次被計算入世界500強，是在1989年，入選的是中國銀行。到2008年，在這個榜單中的中國企業達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這樣的時刻，一個話題就會在媒體上被討論一次：為什么上榜的多是國有企業，解決了中國80％就業的民營企業何時可以進榜？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幾乎清一色是中字頭的壟斷型國有企業，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業中，第一次出現了來自非壟斷行業的中國企業――聯想集團，它以167億美元的年銷售額排在499位。不過，從嚴格的意義上講，聯想還不是一個純粹的民營企業，中國科學院仍是大股東，用董事長柳傳志的話說，“聯想是國有股份制企業”。去年以來，聯想國際報虧，在今年的榜單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聯想成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蘇沙鋼，這是一家非常神秘的鋼鐵企業。
民營企業之所以難進500強――或者說難以長大，是一個制度性的難題。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中，中國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質來分配公共資源和政策資源的國家之一，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受到了不同的政策待遇。以汽車業為例，中國在1978年就允許德國大眾在上海設立工廠，而民營企業拿到第一張汽車生產牌照則是在2000年。一直到今天，在金融業、重化工業、航空業、傳媒業等眾多領域，民營資本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如此描述說：市場準入限制多，政策不平等。一些行業和領域在準入政策上雖無公開限制，但實際進入條件則限制頗多，主要是對進入資格設置過高門檻。人們將這種“名義開放、實際限制”現象稱為“玻璃門”，看著是敞開的，實際是進不去的，一進就碰壁。
從企業史的角度看，中國的企業變革出現過戲劇性的反復。早在1996年，國家經貿委曾經出臺過一個文件，宣布將支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廠、北大方正、長虹和華北制藥廠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之所以選擇這六家企業，是因為它們具備了與國際性同行競爭的市場能力，并且有優秀的管理團隊。以今視之，這個文件后來是被放棄了的，2010年將近，上述6家企業只有寶鋼進入了500強。究其原因是，在1998年之后。國家的企業改革政策出現了大轉變，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中堅決撤出，大量聚集到上游的能源和資源型領域中，海爾、長虹和北大方正等企業自然不再是重點扶持的對象。幾乎也就從這時開始，中國改變房地產政策，地產崛起，與之相關的鋼鐵、煤炭、水泥等上游產業復蘇，中國的產業經濟由輕型化向重型化轉移，而這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形成了配套性效應。
在經濟重型化的轉移過程中，民營企業顯然成了被日漸邊緣化的一個利益集團。國有資本在經濟成長中的權重和獲益率越來越高。一些冒險進入到壟斷行業的民營企業則受到了政策的歧視和懲罰。2006年，民營企業的“思想家”馮侖撰文認為，“民營資本從來都是國有資本的附屬或補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遠離國有資本的壟斷領域，偏安一隅，做點小買賣，積極行善，修路架橋。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裕如，持續發展。”
很顯然，只有“做點小買賣”才能自保的企業，是不可能進入世界500強的。即便進入了一兩家，也僅僅是一個偶然性事件。
在2008年之后的本輪宏觀調控中，我們看到，中央政府的四萬億元投資計劃以及巨額新增貸款仍然投入到了國有企業聚集的“鐵公基”領域，民營企業罕有得益者。這是一個讓人黯然的景象。
《財富》雜志的500強排名，是以年銷售額為主要依據的，因此，能夠入榜者，大多為能源、重化、重工及金融企業，而在這些領域中，國有企業幾乎占據了絕對的壟斷地位。所以，民營企業能否進入世界500強，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尚有待經濟政策的改革。
一個可悲的、幾乎可以預言到的事實是：明年的這個時候，當《財富》雜志發布新的500強排行榜時，我還可能要再寫一篇類似的專欄。（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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