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廣電的重組，正受到滬深股市投資者的熱烈追捧，可對于比較熟悉上廣電的人們來說，卻恍若“十年一覺黃粱夢”。回想起昔日那次上廣電重組，大家可以深切感受國企重組的通病：只見政府意志，不聞市場意愿。政府表面上包攬了一切，其實一切的后果最終都是要由企業承擔的。而國資經營的“有進無退”，恰恰由于退出機制的不到位而隱藏著最大風險。
國企重組真的是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嗎？假如有機會多了解一點國企重組速成之后又重歸失敗的那些案例，油然而生的，也許就不會再是對重組神效的那種幾近盲目的崇拜，而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頓悟。
資產重組沒有后悔藥，但是，必不可少的則是與重組的志在必得如影隨形的風險意識，也即風險文化。
上廣電的重組，現在正受到滬深股市投資者的熱烈追捧，可對于比較熟悉上廣電的人們來說，卻恍若“十年一覺黃粱夢”。回想起昔日那次重組，令人回味的不僅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慨，更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滄桑。
眾所周知，上廣電和現在受命托管的上海儀電，12年前本是一家。在1997年的那次資產重組大潮中，儀電一分為二，與消費電子相關的企業全部劃歸廣電。重組三年后，上廣電旗下的兩家上市公司先后完成增發，募集了可觀的資金（合計近40億元），企業效益一度也曾一日千里。一時間，上廣電重組，仿佛成為國企脫困的典型。然而，世事難料，2008年，上廣電虧損額高達18億，且陷于資不抵債的困境，不得不重歸上海儀電托管，并將再次重組。
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投資過于龐大的“五代線”項目令上廣電功虧一簣，不如說是“成亦蕭何，敗亦蕭何”。大家所看到的當年的上廣電重組，只見政府意志，不聞市場意愿。政府劃下的版圖、政府任命的企業官員、政府背下的債務、政府定下的發展綱要……政府表面上包攬了一切，其實一切的后果最終都是要由企業承擔的。一個“五代線”項目，看似同起初的重組沒有很直接的關系，其實在一開始重組的時候就埋下了先天不足種子。
以合資為外力，擴大規模，搶占市場的發展先機，最初幾年的確讓重組后的上廣電嘗到了甜頭，也一度帶來了快速發展的繁榮。然而，眾星拱月般托起的合資液晶面板第五代線，靠巨額投資上馬，卻既沒有換來核心技術，又沒有搶占市場制高點，最終不僅帶來了致命的巨虧，而且也帶來了欲上不能欲罷不甘的尷尬。現在看來，不管是五代線還是六代線、八代線，也許最適合的是創投機制，而不是定向增發，更不用說像上廣電這樣單純靠政府拍板和銀行的巨額信貸扶植來上的項目了。
從上廣電當年的重組中，大家可以深切感受國企重組的通病：不是以國資改革為契機，順勢建立國企退出機制，引進多種資本參股，加快國企的機制改革，而是向政府要政策，向銀行要貸款，實質上是以政府擔保為背書，銀行信貸和關聯擔保為手段，把巨大的重組風險和投資風險轉嫁給社會，轉嫁給政府。而隨著對國企風險把控越來越放松，國企的盈利機制不可能越來越好。
今年1到4月，我國央企的營業收入下降9.2%，利潤下降36%。同期地方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營業收入下降8.4%，實現利潤下降58.1%，均超過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至4月全國22個地區工業利潤的平均降幅。國企營業收入和利潤雙雙下降的原因，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歸結為產能過剩。其實，具體到許多國有企業，毋寧說是國有企業在競爭性領域的低效率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所致。
這些年來，在對國企改革與市場競爭關系的認識上，我們出了某些偏差，一方面，一味強調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對于國企從一些領域退出和產業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和結構升級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另一方面，對于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所必不可少的市場基礎和市場機制的深層次改革，依然重視不夠。國資委成立之初，就一直表示要將中央企業調整為30到40家，后來又表示2009年要調整到80到100家，現在2009年快過去一半了，可距離目標卻還很遠。一些地方國資委依然政企不分，動不動就想掀起一波新的國有資產重組運動。似乎也沒有考慮過，離開了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改革，任何單靠政府主導的資產重組都是有風險的，尤其是貌似速戰速決、實質效率低下的“拉郎配”。
格林斯潘最近在談到美國“兩房”（房利美、房地美）國有化的問題時說，即便政府反復強調并不提供直接支持，但“市場并不相信以隱性的政府支持為基礎做出的投資決定”。他認為所有制造“大而不死”的政府救助方法都有缺陷，會造成資本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將嚴重威脅經濟前景。在國內，“國進民退”的憂慮，正在勃然興起的并購重組熱中悄然蔓延。無論是狹義上的國有經濟在某一或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退出，還是廣義上政府對經濟干預或者說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都帶有很強的“逆市場化”取向。
其實，國資經營的“有進無退”，恰恰由于退出機制的不到位而隱藏著最大的風險。而任何以“有進無退”為主要特征的國企重組，風險更是如影隨形。因此，資產重組風險文化的建立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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