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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評論奧巴馬政府的“救市”政策，認為它沒有抓住重點。在我看來，美國這次問題的根子出在金融，而金融是美國經濟的造血系統。故救市政策，也必須從金融入手。奧巴馬的救市方案，依舊是以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為主調，而且，方案中建議的花費，大多數是民主黨長期以來寵愛的開支項目。無怪乎這個救市方案在參眾兩院沒有得到任何共和黨議員的支持。奧巴馬上任之時，曾信誓旦旦要打破黨派藩籬，他的救市方案卻在強化黨派分野。所以我當時說：奧巴馬出師不利。
但接下來發生的AIG公司高管接受巨額獎金的事，卻給了兩黨一個重修于好的機會。在救市方案上吵得不可開交的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在對待AIG獎金事件上卻以驚人的速度團結一致起來，同仇敵愾。眾議院在最短的時間就以超過四分之三的壓倒多數，通過了要對接受獎金的高管征以90%懲罰性稅收的議案。當然，這個議案過于突兀，最終大概是個象征性的威懾武器，并不會真的成為法律。最后的結果，大概以雙方妥協了事。
但這個事情的真正意義，它的長期深遠影響，并不僅在此。AIG的行為之所以激起軒然大波，實質上反映了一種由來已久的、華爾街職業規范和普通民眾道德觀之間的沖突。AIG的高管在宣布獎金分配方案時，估計做夢也沒想到會招惹如此激昂的眾怒。事實上，若按照華爾街的職業道德，既然當初合同上規定了要發巨額獎金，現在公司手頭又正好有錢（不管這錢是自己掙來的還是政府救濟來的），那么高管們把獎金裝進自己口袋就是天經地義的。更何況，一年拿個幾百萬乃至上千萬美元的獎金，在華爾街高管看來，并不是多大的數目。
華爾街金融家自有史以來，一直是貪婪的代名詞。因為金融家的職業規范就是謀求資金回報的最大化。這像律師的職業道德就是打贏官司，不管贏的是好人壞人；拳擊手的職業就是把對方狠狠打倒，哪怕雙方無怨無仇。這些職業道德，和普通大眾的道德觀是沖突的。幸好，這些職業行為有限定的目標和界限，通常不會進入大眾的視野，也影響不到大眾的生活。
早期的金融活動通常是銀行家和借貸者之間一對一的私下交易行為。或者說，早期的銀行家都是投資銀行家，他們并不面向大眾出售金融產品。金融家的貪婪，在這種小眾交易過程里，比較容易得到制衡和約束。股票是第一種面向大眾發售的金融產品，而它的泛濫也迅速成就了第一次龐大的泡沫破滅，那就是1929年的大股災，并引發了此后的大蕭條。我們看到，大蕭條之后最重要的一個救市藥方，便是成立美國證監會，對證券主要是股票的發行開始進行嚴厲監管。換言之，這是對一種面向大眾的金融產品，以政府監管的方式，保證其操作過程符合大眾的利益，而不僅僅是金融家的職業道德準則。
我曾說過，上世紀30年代建立起來的這個金融體系，支撐了美國70年的長周期繁榮。但是上世紀80年代發生兩樁變化。第一個是全球化進程推動的資金流動，使得全世界的錢都向少數幾個金融中心集中，如華爾街，如倫敦。第二個是計算機技術的普遍應用，導致金融創新的大發展，各種衍生的金融工具和套利手段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虛擬的交易資金量大大超過實際交易標的的價值。過去20年中，有許多數學和計算機出身的學生進入金融領域，他們從來沒有過半點從事實業的經驗，甚至從來沒有在實業機構上過一天班，卻憑借其對各種“模型”的構建和操作能力，迅速成為炙手可熱的交易員和投資顧問。他們的每一舉動都能操縱數以億美元計的資金流向，而自己也能輕而易舉掙上百萬、千萬美元的獎金。
這兩種發展趨勢帶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全球金融體系的發育，使得金融的影響力空前。每個個人，無論你是否直接購買金融產品，你的日常生活起居，你的就業前景，其實都處在這個龐大金融體系的籠罩之下。金融體系的波動，甚至能夠影響到國際關系，使某個國家破產，某個地區經濟整體崩潰，使數以億計的人無端遭受損失。與此同時，華爾街的金融職業規范還停留在以前的水平，甚至由于上面所說，眾多對金融以外事務漠不關心的新鮮交易員加入，把這種以資金收益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職業道德準則推到了極端。早在14年前，就發生了一個交易員搞垮一個銀行的故事。類似的故事并沒有使金融界反省，只是讓它們實施了更多的所謂“內部風險控制”機制。然后，只要金融界的職業規范不改變，追求短期巨大賬目贏利的沖動不變，人們就必然為了巨大收益而在風險面前喪失常識性的警惕，所有風險控制機制，最終都是非常脆弱的。
AIG事件好就好在，它讓美國的政客忽然發現：原來敲打金融界，是這么得民心的一件事情。一旦政客集體發威，開始專心琢磨怎么對付金融界，那么，傳統的職業規范遲早會遭到質疑，政府將以公眾利益代表的身份對金融界的交易行為進行直接監督。美國金融改革的進程可能會加快，而這，又可能加快公眾對美國經濟信心的恢復，使經濟提前復蘇。對所有人來說，這幾乎都是件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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