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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危機挑戰改革
這份以“危機挑戰改革”為題的《2009’中國改革評估報告》，是中改院編寫出版的第5份中國年度改革評估報告。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發展轉型的雙重挑戰。過去30年的實踐證明，無論面臨的挑戰有多艱巨，困難有多嚴峻，只要深化改革，就能有效應對危機，破解難題，減少壓力，促進發展。怎樣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難題，走出一條以內需為基礎、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對下一步改革的熱切期盼。
為此，我院在年初開始，組織編著了這份年度改革評估報告。這份研究報告的形成是各位編委與我院研究人員利用春假前后的兩個多月時間，加班加點經過反復討論的結果。本報告有五章：第一章，分析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經濟全面轉型雙重壓力下改革面臨的新形勢，討論改革下一步的重大任務；第二章，分析短期內保增長和中長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改革需求，提出市場化改革的“一攬子”建議；第三章，分析應對危機對社會體制改革的新要求，提出以積極的社會變革化解經濟壓力的思路和建議；第四章，討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如何把握歷史性機遇、實施更為積極的對外開放戰略；第五章，討論反危機中的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的幾個重大問題。最后，簡要分析新階段改革的總體態勢和基本特征，提出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建議。
我認為，主動地布局下一步改革，以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難題，化危機為轉機，已成為當前急迫的全局性問題。
1.
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改革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本報告對危機的判斷可以概括為三句話：危機前所未有；危機的影響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危機的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長期的。
2.
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趨加深，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需要全面提速。實體經濟領域暴露的突出問題集中反映了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嚴重滯后：以投資驅動為主的增長方式已經到了難以為繼、非改不可的地步；我國通過出口化解國內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的空間明顯縮小。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已成為我國新階段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和主要任務。
3.
面對金融危機與增長方式轉型的雙重壓力，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面臨三大突出的體制性矛盾。(1)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與某些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1995年我國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由于資源要素等領域市場化改革的滯后，體制上缺乏應有的激勵和約束，轉變經濟增長的體制機制舉步維艱。(2)社會公共需求轉型與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矛盾。進入新世紀，我國由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全社會全面快速增長的公共需求同基本公共產品短缺這一突出矛盾不解決，消費低迷的狀況就很難從根本上改觀。(3)政府作用的有效發揮與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相對滯后的矛盾。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和實現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的關鍵是政府轉型。以政府轉型為重點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成為新階段改革的關鍵因素。
4.
推進“一攬子”改革，為“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提供體制保障。提振全社會的信心，需要在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出臺的同時，加快推出以以下內容為重點的“一攬子”改革方案：(1)以市場化改革破解增長方式轉型的難題。(2)以積極的社會變革緩解經濟壓力，防止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雙向傳導。(3)抓住歷史性機遇，實施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4)加大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預見性、前瞻性，形成政府與市場、社會應對危機的合力。
常修澤：以改革保增長 以增長促改革
我談三點，第一，如何把握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歷程，這場改革是對中國生產力的一個極大的解放。解放，就是解開束縛，釋放能量。今年是新的三十年的開局之年，恰好又趕上席卷全球、正在蔓延的這場金融危機。在金融危機的態勢之下，中國經濟社會生活當中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有效地制止經濟的下滑。
那么在這樣一個保增長的態勢之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怎么推進，就成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一方面，通過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來進一步釋放能量，通過改革來促經濟增長，同時，通過保增長，順勢來推進中國自身的改革，就是發展倒逼改革。大家知道這場席卷諸多地方的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當然中國的問題，有國際大勢的影響，有金融危機的拖累，但是跟我們經濟社會自身的矛盾是分不開的。當中國經濟增長的水位比較高的時候，我們社會生活內部的一些潛在的矛盾往往容易被掩蓋住，而一旦這個經濟增長的水位降低之后，潛伏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就逐步地顯露出來，這叫水落石出。
這個石有好幾塊，比如說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問題，還有中國經濟中的制度性的問題，或者叫體制問題。比如說為什么有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呢？它和我們體制里的哪些東西有瓜葛呢？我們經過深入研究，發現和我們現在的資源產品價格的不合理及其資源價格的機制有內在的聯系，因此要扭轉經濟增長方式，要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不可避免地要推進資源產品的價格改革，諸如此類。這次寫改革這部分，就是立足于既要解決眼前的增速下滑問題，又要試圖解決中長期的增長方式的轉變和我們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既要解決一些表層的問題，也要解決深層次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叫長短結合、標本兼治。
第二個問題，在新的條件下，到底下一步怎么樣推進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書里重點寫了六個方面的改革，第一個是資源產品的價格改革，第二個是壟斷性行業的改革，第三個是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礙的改革，第四個是農村體制的改革，第五個是財稅體制的改革，第六個是金融體制改革。大體上從內容來講，跟《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大體上的框架一致。把資源產品的價格改革放在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之首，是因為我們現在經濟生活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與資源產品價格有密切的關系，這是推進改革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比較好的現實結合點，也是下一步推進改革，特別是從保增長角度促進改革的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這里我們做了一個理論上的探索，資源類產品價格的改革背后深層的理論支撐是資源環境產權制度，要建立我們中國的資源環境產權制度，包括資源環境的產權界定制度、產權配置制度、產權交易制度和產權保護制度。壟斷行業的改革，在我們看來是中國目前經濟領域改革的一個比較滯后的領域，盡管競爭性環節進展稍微快點，但是壟斷行業還是一個掣肘因素，還是我們改革中的一個短板，因此資源價格之后就是壟斷性行業的改革。
最后一點，因為我們在改革的過程當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既得利益集團里的阻礙力量的掣肘，因此也有一個從改革本身來講，如何超越、如何來擺脫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的問題，提高改革的協調性。
孫立平：四項措施 重建社會秩序
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在我國經濟由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過渡的階段，1997年前后，內需不足、市場疲軟，2005年這個問題又更加突出，到今天，這個問題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就顯得更為嚴重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這場危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更多的是長期的問題。短期的問題比較好辦，我們的體制有處理短期問題的能力，但是真正的挑戰是在長期。我說的長期的意思，是我們走向耐用消費品的階段也就是走向新的經濟時代，需要有一個新的社會來支撐。我們回顧一下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羅斯福新政培養了一個以中產階級為支柱的社會，用新的社會來支撐一種新的消費方式，支撐一個新的市場，最后使得這個社會過了這個坎兒，我覺得這是我們將來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提出的挑戰既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如何變革我們的社會、改造我們的社會，真正地用一種社會的進步來支撐一個新的經濟時代，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而且這樣的一個問題又和經濟體制轉軌、社會轉型同時發生，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我叫它為社會基本秩序重建。
第一，
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關鍵是建立利益表達的機制。提起美國的十九世紀30年代，我們總會想起賣不出去的牛奶，實際當時真正賣不出去的是耐用消費品，為什么賣不出去？當時一架收音機100美元到120美元，一個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資五六十美元，農民的收入更低，在經濟大蕭條的時候，一頭豬最低時僅值兩個美元，也就是說一架收音機大約需要50頭豬，需要一個人兩個月的工資，我們大體可以想像，當整個社會已經進入大批量生產耐用消費品的時候，耐用消費品賣給誰？所以沒有一個利益均衡的機制，就形不成耐用消費品所需要的市場。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認為不能僅僅看成是兩種發展方式之間的轉換，兩種發展方式的背后實際是兩個不同的利益結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是不行的，這個問題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當中有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要建立利益表達的制度，形成利益均衡的機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要優化社會結構，形成一個中產階層為主的合理的社會結構。美國30年代大蕭條，那個時候可以說社會高度兩極分化，不是窮人就是富人，中產階層是很少的。羅斯福新政很重要的就是解決了這一點。中產階層為什么重要，中產階層就是市場，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只有形成一個中產階層為主的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才能支撐一個耐用消費品的時代。
第三點，促進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這個問題，我們不要把它僅僅看作是一個簡單的福利制度的問題，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得有一個金融條件，至少人們可以用金融信貸的方式來消費耐用消費品。但是這個金融的條件不能獨立地運行，必須有社會保障作為支撐。因為社會保障是解決預期的問題，沒有社會保障的金融是沒辦法運轉的。我覺得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它的公平的問題很重要，這個是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制的過程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第四點，要形成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的制度化的方式，為現在必須進行的改革騰出空間。改革造成社會利益的分化、社會利益主體的分化、社會矛盾會增加，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在危機當中，社會矛盾、社會沖突會增加，甚至會激化，這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但是總體來說，我覺得我們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還沒有超出正常的邊界，主要在利益沖突的范疇內。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正常的心態對待這個社會矛盾、社會沖突，關鍵是要形成一種制度化的解決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方式。
曹遠征：在危與機之間 謀求大國地位
在寫這本評估報告時最大問題就是國際金融危機。這是自1929—1933年以后最大的一次危機，顯然對中國經濟有很大的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和中國對外開放就變成一個大家都關注的問題。我們想說，這次金融危機不是局部的，可能是全局的，不是短期的，可能是中長期的問題。它的形成緣于冷戰結束之后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世界經濟結構，這個結構正在發生調整，因此對這場危機不能理解為簡單的周期問題。
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顯然會出現一系列我們過去未曾遇到過的問題，需要我們去面對，需要我們去處理。目前金融危機還在深化的過程中，也就是去杠桿化，我們擔心的問題是去杠桿化會不會導致去全球化，于是本書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警惕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美國開始用美國貨、用美國人，我們知道保護主義是沒有出路的，因為歷史之鑒。應對保護主義是全球共同的任務，對于中國來說更為重要，因為中國是出口導向型的國家，我們要轉變，但是畢竟需要一個過程，應對保護主義就是面臨的很重要的任務。
本書主要提出了這樣幾個方面，一個是希望通過客觀判斷、積極應對，第二，提出建設性建議，能不能再改進一下雙邊關系特別是像非洲、拉美的關系。第三，未來的前景是區域合作，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合作。
對于金融危機我們有這樣幾方面的認識：
第一，
這次金融危機把二戰結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反映出來了，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倫敦還要開一次金融峰會，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顯然應該承擔國際義務，與此同時，本身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重建國際金融秩序，和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密切相關的，我們在這個書中也客觀分析了這種形勢，特別是像IMF等各個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中，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地位的提高，以及能不能在亞洲區域內構建一個更為適合于亞洲經濟的秩序。
第二，
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只能靠全球化解決，不能靠去全球化。這次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走出去的機會，能不能利用這個機會，一方面幫助全球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是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困難，特別是像資源瓶頸、市場瓶頸等等，這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議，而且我們感覺到這個建議似乎已經在執行中、在討論中。
第三，
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責任，也是世界經濟的責任，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僅是中國的利益所在，而且是亞洲利益所在，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穩定的利益所在。從全球情況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已經開始成熟，比如說現在各國貨幣都是波動不已，人民幣相對穩定，人民幣在很多周邊國家流通，信用條件存在，中國對很多國家是逆差，支付條件也存在，同時中國還有香港，如果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既能穩定國際出口市場，也能穩定亞洲乃至世界的環境，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所幸的是，這次在《政府工作報告》和溫總理答記者問中都已經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安排。有些簡單的評述和分析，供大家參考。
總的來說，這次金融危機是世界性的問題，但中國在這樣一個世界中處于獨特的地位。歐美經濟有兩個特點，第一個，不是實體經濟支撐，更多的是金融經濟支撐的；第二個，儲蓄率很長時間內是負的。亞洲經濟正好和它相反，都是以制造業為支撐，都是高儲蓄的。過去亞洲經濟通過歐美經濟進行循環，現在歐美出現了問題，這個循環斷了。能不能在亞洲區域、在中國，使這兩點產生一個閉合，如果產生了閉合，中國的周期和亞洲的周期就脫離了世界經濟的周期，這是全球高度關注的事，中國經濟在今天受如此高的關注，就是看看中國經濟能不能使高儲蓄和制造業聯系起來，這個過程就是再杠桿化過程，跟西方國家的去杠桿化形成鮮明對照。現在的貸款高速增長可以視為中國經濟的再杠桿化，貸款能否持續，持續多長時間，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復蘇和中國經濟是否和世界經濟在脫鉤，同時也意味著全球經濟是不是被中國經濟所帶動。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金融危機既是危也有機，本書提出的幾個方面，既是短期的對策，也是一個長期的考慮，值得關注。
汪玉凱：應對危機 更要加強改革
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金融危機本身，一個是應對，誰來應對呢？大家看到全世界都是以政府主導來應對這場金融危機，中國也不例外，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中國政府以非常快的速度，“出手要重、要快”，采取了果斷的舉措。我們的政府能不能承受起這樣一個全球化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世界金融危機，我們政府這種管理運作，能不能完成13億人賦予它的救市使命？所以政府問題就成為整個社會的聚焦點，大家從兩會上代表委員的發言中都能感受到。所以我們在設計這本書的時候，就把政府作為特殊的一章拿出來。
我想講三個觀點，第一，這本書不是一個行政體制改革的系統回顧，也不是對整個行政改革的整體設計，它主要是把應對金融危機和政府自身改革建設這兩個主題詞聚焦到一起。在應對金融危機的特殊危機管理過程中，我們政府應該怎么辦？我們認真研究了金融危機有可能對政府自身帶來的沖擊，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應對金融危機的五條政策建議，比如說提高行政能力、公信力，全面加強政府在應對危機中的能力；以政府為主導，調動市場社會的積極性，形成化解危機的合力，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共克時艱；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改變政府的傳統管理方式，降低行政成本等等。這本書給出的結構不是對我們政府改革的全面的闡述，而是談應對金融危機這個特殊階段我們政府應該做什么。
第二個觀點，我覺得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當中，絕對不是被動地忙于應付危機。我認為危和機是并存的，政府既要應對危機，也要在應對危機中看到自身改革的機會。金融危機對政府的沖擊，第一個是對我們政策制訂特別是戰略性政策的制訂提出巨大的挑戰，應對策略有沒有前瞻性，有沒有預見性，今天對，三年以后是不是對。第二，我們一下子投入這么多的項目、這么大的規模，這是我們建國以后都沒有的，我們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領導能力怎樣，我們的政令能不能暢通，會不會在中間環節被通過各種手段蠶食了？第三個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從金融危機開始發生，溫總理就講，信心比黃金重要，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他進一步說，人心暖，經濟暖，我覺得總理講得非常深刻。我想說的一句話是，社會對經濟的信心大概更多地來源于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如果說社會對我們的經濟方面還有這樣那樣的缺乏信心的表現的話，我認為更多地可能是對我們政府一些管理者缺乏信心，這樣一種高要求沖擊，可能恰恰給我們政府自身改革建設帶來了機遇。
第三個觀點，就是要選準改革的點。第一，最大限度地防止重大政策制訂的失誤，要增強我們的預見性和前瞻性，要讓公眾多參與，要增強政府管理的公開度透明度，要讓老百姓知道，兩會之前溫總理和民眾上網對話，我認為就是這個原因。第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最大限度地讓利于民，改變與民爭利的現象。第三，政府不能單打獨斗，要形成應對危機的合力，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堅持市場化改革不能動搖，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作用，要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形成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形成一種合力，這是我們在這種背景下需要改革思考的問題。第四，要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特別是要降低行政成本，我認為應該把建立節約型政府真正提上議事日程，包括老百姓期待已久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要公開，讓老百姓來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