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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失衡是結構性的,因而要采取結構性的對策,任何普惠制的消費券都不適用。政府雖然近幾年財政有盈余,但用錢的地方更多,城市基礎設施不說,三農、中小企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缺的就是資金。發放普惠制的消費券,既不會拉動經濟走出低谷,也不能將企業帶出困境,更不會增加就業機會,倒不如去救助失業人群,去建社保體系。
消費券對拉動經濟有沒有作用？當然是有的,杭州消費券可以證明。據統計,杭州消費券的拉動作用明顯。現在媒體炒的是深圳該不該發消費券,有研究機構建議深圳發20億消費券,惠及900萬人,云云。
但消費券拉動經濟的作用能延續多長時間？仍以杭州為例,理論上從1月24日至4月30日消費券過期為止,多少都會拉動點消費。然而體現在時間坐標上,消費券使用時間也就是一個點,它對應的消費拉動就相當于一個脈沖,經濟學上就是把消費券的刺激作用作為一個脈沖來處理的。在此語境下,要獲得持續的經濟拉動,顯然得有持續的財政投入,因此消費券的持續投入及投入范圍就取決于可使用的財力。
在正常經濟環境下,消費券一般無人提及,即使針對特困人員的救濟也是這樣。因為在經濟學上可以證明,實物救濟由于限制了被救濟人的選擇權利從而會導致他們的福利損失,因此對于被救濟人來說,現金救濟當然優于實物救濟。消費券較之實物救濟增加了被救濟人的選擇權利,因此要優于實物救濟,但因為同樣的理由,它劣于現金救濟。
在經濟危機時刻,由于社會總需求萎縮,凱恩斯主義者主張刺激需求來相應生產供給,促進經濟趨向均衡。此時原來用于救濟的現金如果改用消費券發放,雖然因限制了被救濟人的選擇權利而減少其個人福利,但多少會增加社會總福利。因此在危機時刻向特困人群發放消費券總體上是有益的,可以實行消費券的社會救助,成都、杭州等地的消費券發放可以看成這個類型,即消費券是對救助對象的現金替代。
然而在經濟危機環境下,需不需要對社會大眾發放普惠制的消費券呢？這取決于三個因素:其一,政府的財力,如果財力雄厚也沒什么不可,比如香港2007年有1100億元盈余,政府計劃把400億元回饋市民,這400億在經濟危機時改發消費券當然沒問題;
第二,這個社會是否已經發達得沒有什么用錢的地方,比如發消費券的日本,其城鄉基礎設施都非常完備,社會保障體制也完備,要刺激經濟就普發消費券吧。但就是發達如美國者也不會發普惠制的消費券,因為美國覺得它的基礎設施,如機場、公路需要大修了,一些地方相對中國新建的基礎設施都落后了,需要投入資金,新能源也需要投入,所以美國刺激經濟計劃的規模再大,也不會推出普惠制的消費券。中國雖然近幾年財政有盈余,但用錢的地方更多,城市基礎設施不說,三農、中小企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缺的就是資金。發放普惠制的消費券,倒不如去救助失業人群,去建社保體系。
第三,消費券的作用能否真正促進經濟回到平衡軌道。前面已說了,消費券的作用就像脈沖,如果經濟這個心臟能在消費券脈沖刺激下很快恢復正常的跳動,發消費券當然可以,然而這樣的事情在現實中從來沒發生過。即使人們把消費券的全部花出去甚至再附帶自己的消費支出,也不足以將危機周期的經濟短時間恢復正常,何況實際是消費券的使用往往會替換人們正常的消費支出而增加儲蓄呢？
具體到深圳消費券的討論,如果真如某研究機構主張的“20億消費券”、“惠及900萬人”,這便是普惠制的消費券了。這樣的消費券一旦發放,我相信其中70%的錢不過是替換了人們正常的消費支出,得了消費券的市民會花掉消費券,同時將原準備的花費存入銀行。這難道真會拉動深圳經濟走出低谷嗎？會將深圳外向型的中小企業帶出困境嗎？會使街頭失業的農民工找到工作嗎？一樣都不會!20億資金中可能有15億都打水漂了,你甚至看不到一個波紋。
有報道說商務部一位副部長表態支持地方發放消費券,并期待“國家行動”。我不知道這位部長指的是向特困人群等扶助對象發放消費券,還是“人人有份”的普惠制消費券。如果是前者,當然沒問題,但媒體最好不要將消費券與當前刺激經濟的計劃聯系起來,我前面已說過,這種救助式的消費券不過是對救助現金的替換;但如果是發放普惠制的消費券,那絕對是濫用國家有限的財政資源!
中國經濟失衡是結構性的,因而要采取結構性的對策,任何普惠制的消費券或減稅都不適用,雖然我認為中國總體稅負比較重,因而需要減稅。但在當前情形下,由于要在政府支出大增的同時不致使財政收支過于失衡,從而需要保持財政收入來源的穩定,因此,當前大規模的減稅也不適合。我贊同結構性減稅,比如對中小企業減稅,以財政貼息或成立基金來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便利。在教育、醫療、社保方面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建立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從根本上增加人們消費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