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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30年保持了年均9.5%的高速發展。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并未帶來就業的有效增長,出現了“奧肯悖論”。由于我國長期沿襲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再加上城鎮失業率統計數據的失真,這個問題在過去不是很突出。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就業問題迅速凸顯出來。筆者認為,當前我國就業形勢嚴峻實際上是多種經濟和社會矛盾長期累積的必然結果。在“保增長”的同時,能否“保就業”,能否實現就業的有效增長,是當前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保證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30年保持了年均9.5%的高速發展。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并未帶來就業的有效增長,出現了“奧肯悖論”。由于我國長期沿襲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再加上城鎮失業率統計數據的失真,這個問題在過去不是很突出。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大幅度衰退,對我國產品的需求迅速減少,所以,我國的實體經濟遭到了沉重打擊,對外開放部門和出口企業的經營日益艱難,下崗職工和返鄉農民工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退伍軍人的安置也非常困難。所以,就業問題迅速凸顯出來。在“保增長”的同時,能否“保就業”,能否實現就業的有效增長,是當前宏觀調控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保證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基礎。
基于人口眾多的國情,就業問題一直制約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但始終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計劃經濟時期,名義上的充分就業與大量隱性失業并存。改革以來,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就業率卻不斷降低。2008年下半年以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長期潛伏水下的就業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就業問題日益嚴峻,其嚴重程度甚至超過了經濟下行。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有可能演變成為一場就業危機。
當前就業問題十分嚴峻
當前,我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存量勞動力”失去工作的人數日益增多,失業率不斷上升,下崗產業工人、返鄉農民工是構成該類就業問題的主體;二是“增量勞動力”供給的壓力不減,越來越多的新增勞動力難以找到工作,不能實現就業。構成該類就業問題的主體包括三類:新增農村剩余勞動力、應屆大學畢業生和退伍軍人。
從“存量勞動力”失業方面看,失業問題比較嚴重的是制造業和建筑業。2008年下半年以來,制造業和建筑業新增失業分別為1980萬和1546萬人,兩者相加的規模達到3500萬。在制造業當中,問題最嚴重的是對外開放部門。數據顯示,由于新訂單急劇萎縮,電子通信設備、儀器儀表、家具、玩具、紡織服裝等出口板塊受傷嚴重,導致失業人數猛增,農民工大規模返鄉,目前已經接近1000萬。如果今年世界經濟繼續衰退,那么,我國的出口難度將會進一步增大,外需可能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據IMF預測,2009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增速為-5％－0,下半年大約為0％－15％。由此可見,出口企業、行業的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與此同時,失業問題正在從出口行業向其他產業領域蔓延。目前,鋼鐵、煤炭、有色金屬、汽車等產業已開始大量裁員,鑒于企業家對市場的反應有個滯后期,未來還會有大規模的裁員、不招人和企業倒閉等現象發生。此外,政府和事業單位人員規模也在壓縮,國有和集體企業每年正常的減員估計也有300萬的規模,外資企業吸引勞動力就業的能力也在下降。因此,2009年失業率還會進一步上升。保守估計,今年我國城鎮失業率可能達到14％。
從“增量勞動力”的供給方面看,2009年的壓力依然不減。一方面,大學應屆畢業及過去幾年未就業的大學生超過700萬人;年滿18周歲的新增城鄉勞動力大約有600萬人;正常城鎮化進程需要轉移的鄉村勞動力約800萬人。此外,還有數十萬的專業復員軍人需要安置。這幾塊加起來,全社會需要消化的剛性就業人數至少在2200萬人以上。然而,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卻相對較小。初步測算,若今年GDP能保證8%的增幅,大約能夠提供9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這樣看來,2009年新增勞動力的供需缺口高達1300多萬。
目前有許多人認為,中央政府的4萬億投資計劃和18萬億的地方政府投資計劃可以帶動相當可觀的就業。但是,我們對此不能過于理想化。其一,在中央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中,投資主要集中在鐵路、公路等資本密集型部門的大項目和大企業,它們對就業的貢獻較小。比如,投資2209億元的京滬高鐵,全長1318公里,每天消耗混凝土11萬方、鋼筋1萬噸、水泥3.5萬噸,而全線工作人員11.3萬人。2009年中央投資增量大約為1－1.4萬億,按照這個比例推算,1.4萬億投資提供直接就業72萬人。如果算上地方政府的投資項目,估計提供的就業不會超過400萬人。無論怎樣,僅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資難以填補巨大的就業缺口。尤其是,政府投資的項目大多屬于短期的臨時性項目,項目一旦完成,那么,這些勞動力就會再次失業,這種就業缺乏長期性。其二,目前失業人數增加的行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危機影響最大、最嚴重的是出口企業和中小企業。在全球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的情況下,這些企業目前一般難以得到政府的財政資金和銀行的信貸資金支持,經營愈加困難,既不能有效吸納新增勞動力,在崗的職工也會隨著經營困難的加劇而失去工作。
就業問題嚴峻的原因
當前就業問題嚴峻的直接導因,是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所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選擇并長期堅持了出口導向型的加劇發展模式,在西方發達經濟體需求旺盛的情況下,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保持了9.5%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的增長,帶動了對外經濟部門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就業的增加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由于本次經濟危機的“震中”發生在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西方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和對外需求迅速放緩和衰退,從而對我國的對外部門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產生了致命打擊,訂單減少,開工不足,一些生產線被關閉,大量的工人沒有活干,被迫下崗和失業。但是,筆者認為,這樣的分析只涉及到問題的表象,而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當前我國就業形勢嚴峻實際上是多種經濟和社會矛盾長期累積的必然結果。
其一,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導致政府投資不斷擴大,投資對就業拉動作用下降。1998年以來,中央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具有明顯的擴張性,在擴張的調控政策下,政府主導和引導的投資取向非常明顯,主要是將水利、交通、通信、環保、城鄉電網改造和城市公共事業等作為重點投資領域,而這些投資領域恰恰是就業彈性較低的行業。可見,近十年擴張性宏觀調控政策具有逆就業傾向,刺激就業增長的效果并不顯著。
其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業貢獻降低。從1996年開始,中央政府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戰略要求,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型轉變,導致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非農產業就業增長率的陡降。在均衡的工業化過程中,就業的主要增長部門是服務業,但服務業的發展取決于制造業對它的帶動。我國制造業發展滯后影響了服務業的發展,目前就業問題的實質是經濟結構調整的滯后。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因市場和技術因素失去發展勢頭后,沒有及時開拓新的就業空間,總就業增長就會緩慢。
其三,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對就業產生擠出效應。從理論上講,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資本有機構成,同量產品和資本所需的勞動力投入會逐步下降,從而產生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擠出效應。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由于技術進步對勞動的替代,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20世紀80年代,國內生產總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創造240萬個崗位;90年代以來,只能創造70萬個崗位。隨著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勞動力總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將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存在。但是,技術進步也能夠開發出新產品,開辟新的生產服務領域和新的產業,從而創造新的就業崗位,對就業產生補償效應。然而,到目前為止,技術進步的補償效應,在我國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技術進步所開辟的新就業崗位大部分都是第二和第三產業。非農產業的經濟貢獻已達86%,但勞動力不足50%,產業與就業結構之差高達30%以上。
其四,勞動力素質及地域差別的矛盾,導致結構性失業問題比較突出。我國失業問題在性質上屬于結構性失業,一些較高端的就業崗位人員短缺,而那些低端的就業崗位卻供給遠遠大于需求。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是勞動力總體素質偏低。據統計,在全國7000
萬產業工人中,初級工占60%,中級工占35%,而高級工、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則明顯不足。大量失業和待業人員中,主要是低技能和無技能者。從全國地域分布看,東部地區就業壓力相對較小,而廣大中西部地區,由于勞動力素質偏低,加之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和傳統思想束縛,就業壓力非常大。
其五,中小企業發展發展緩慢,對勞動力就業吸納不足。近些年來,雖然新增勞動力的90％以上被中小企業和服務業吸收就業,但中小企業和服務業的創業和經營的體制和政策環境,依然是比較差的。一方面,它們在融資方面很難得到正規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市場準入方面存在著較多的政策和體制限制。因此,有效就業的增加受到了極大的約束。國際經驗表明,一國企業中的97％以上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勞動力占一個國家就業的65％－80％。發達國家每千人中小企業45個左右;而我國不到10個;發達國家大學生畢業三年內創業率在20％左右,而我國大學生畢業三年內創業的不到2％。創業及創業形成的中小企業數量的低水平,是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六,有關失業統計數據的失真,導致了決策界對就業問題有所忽視。總體上看,在所有的宏觀調控指標中,城鎮登記失業率是最不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統計指標。近年來,統計顯示的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大致為4%左右,但是,考慮到現有的就業統計制度、就業人口上學率的提高、全職家庭婦女的增多、大學生實際就業率較低等因素,真實的失業率可能遠遠超過了10%。統計數據的失真,使得決策者和一般社會公眾難以感受到失業問題的嚴重性,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決策部門的政策選擇。同時,由于失業率不是地方政府領導政績考核的硬指標,真實失業率高低并不影響其政治前途。所以,地方政府沒有花大力氣去解決就業問題。尤其是,失業和難以就業的人口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話語權很低,表達途徑也非常少,有關權力部門對他們缺少應有的了解,因此,失業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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