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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運當前,有關火車票實名制的呼聲再次高漲。民意一方呼聲急切,以為非實名制而不能解“一票難求”之困局。而處于鐵道部一方,則斷然表示“成本太高”,言下之意,難于實行。鐵道部門的這種“傲慢”,加之其壟斷地位、春運種種苦難現象,混合在一起,一再地刺激民意昂揚。那么,已然沸反盈天的民意吁求所指,難道是全無道理？而鐵道部在巨大民意壓力下的沉默或回避,難道僅僅是來自體制的倨傲或利益的保衛?那么它有沒有一些現實的苦衷？而雙方之間又有無調和之可能？或許,我們真的到了必須認真加以審視的地步了。
為此,我們不妨先假設一種最嚴格的火車票實名制:乘客憑身份證購票。每人購票不得超過三張,代購票時需出示所代購者身份證;票面注明乘客姓名和身份證號碼;乘客憑車票和身份證檢票登車;火車票不能私下轉讓,只能在指定地點退票。這種嚴格的實名制,或許放大了可能的弊端,增加了潛在的成本,但正因如此,才更有益于我們的觀察。
首先有必要正視實行火車票實名制之輿情洶洶的實際。鐵路運力有限,春運人流高度集中,這是導致“一票難求”的關鍵性前提,也是單憑實名制而不可能完成之任務。但民意附著于實名制之上的最大訴求,在于它可以從根本上遏制黃牛黨現象。打也打不完的黃牛黨,捉也捉不完的票販子,已被視為公眾買票難之公害。同時,輿論猜測已久的鐵路內外勾結控制車票現象,則又居于春運民憤之高位。因為這些現象成為鐵路體制或春運制度弊端的顯現,所以公眾寄望于實名制彌補制度漏洞。作為一個實例,寧波火車站今年實行的乘客憑身份證購買車票方式,證實的確“一定程度地制約了黃牛現象”。實名制使票販子以及腐敗現象無處生存,使乘客購買到原價票的機會增加,這是民意吁求所在。
其次有必要關注的是實行實名制可能增加的改革成本。其一是經濟成本。實行火車票實名制,則必須對鐵路售、檢票系統進行相應升級。即使以網友的設想,二代智能身份證的出現,為推行火車票實名制創造了好的條件,只要在售票機上裝上讀卡器,電腦自動顯示身份證資料并打印在票面上,不會增加多少人力。但在現行售票系統上加裝讀卡器本身,也是一筆不小的投入,這個賬當然允許鐵道部自我劃算一下。2006年春運期間,鐵道部公安局局長姜戰林即以鐵路需投入大量財力為由,拒絕實名制。
其二是時間成本。雖然售票時工作人員只是增加了將身份證插入讀卡器這樣一個舉手之勞的環節,但其時間總量卻必然有所增加,使排隊買票人員前進得更加遲緩。另外,檢票口因為增加了檢驗身份證的環節,效率降低。這也正是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所認為的,“春運期間客流量大,實名制將增加很多麻煩的程序,更加繁瑣,不快捷、便利”。最后是社會成本。必須關注到,總有一小部分乘客或因未辦理身份證或身份證遺失等原因不能夠出示身份證,那么他們購票問題如何解決？當然還有退票問題,由于它不能再被自由轉讓,所以必然產生一些程序上的麻煩。
如果我們不再滿足于一方輿情洶洶,一方嚴辭拒絕這種各說各話的兩張皮局面,那么就應當充分審視并權衡實名制之后的利弊,并做出成本間的效益分析。這就需要對其中一些關鍵問題進行取證與調研。這包括:黃牛黨現象,以及鐵路內外勾結倒票現象,對春運火車票市場的沖擊到底有多大？是否實行了實名制就能杜絕黃牛黨？實行實名制固然會增加經濟、時間或社會的成本,但這些成本到底是多大,乘客是否可以承受？實名制是否也可能減少一部分現有成本,比如鐵路部門打擊黃牛黨的行政以及人力成本？其時間及社會的成本,有無可能通過技術手段進一步降低？在此基礎上,還應對實名制所增加的成本與旅客獲得的收益,與鐵道部門社會責任形象成本間,進行更精確的比較。
不論是否實名制,火車票都意味著鐵路與乘客在共同分擔相應成本,我們要做的無非是到底選擇哪一種成本分擔方式。因為上述數據的采集與分析不是我們每個人單憑個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所以這一問題需要交給更加專業而中立的機構,同時,也應將最終到底是否實行實名制的權利,交給全體社會成員。我想,只要利益各方都能以公共利益為念,相信不難得出最終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