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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的經濟無論是對內對外，都處于一個非常時期，防止實體經濟衰退導致國民收入銳減，防止金融體系失序導致國民財富蒸發，這兩個防止應成為當前重中之重。為此，有必要果斷地采取非常政策，以度過經濟風險期，延長中國經濟繁榮周期。在國內政策上，目前，“抑通脹，保增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減稅。在經濟發展更多要依靠內需擴大的背景下，減稅以增加國民收入已經成為擴大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應有舉措。在居民消費價格持續高位運行情形下，減稅既能實質性穩定國民生活質量，又能避免惡化通脹、促進經濟平穩運行，是最宜采取的幫助國民抵御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帶來的沖擊的應對辦法。
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我國稅收收入承接上年勢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累計完成15120億元，同比增長33.8%，增收3818億元，增幅居近年同期最高。從2003年到2007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速分別為20.4%、25.7%、20%、21.9%、31.4%，同期GDP年增速不到10%，而同期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增速卻分別為19.2%、15.4%、18%、14.6%、6.8%，居民儲蓄存款增速與國家稅收收入增速恰恰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稅收增速長期高于民居收入增速的狀況十分突出。
國家稅收取之于民、用于之民。在國民經濟寬裕時企業以及居民個人為國家稅收增長作出了貢獻，而當企業因各種因素遇到困難、舉步維艱，當居民消費價格持續高位運行、國民生活質量面臨下降之時，國家通過減稅方式反哺國民，是國家呵護國民利益，政府對民眾承擔責任的題中之義，政府理當通過減稅來平衡居民消費價格高位運行給國民經濟利益帶來的損失。
事實上，只要條件允許，減稅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永遠都是有益無害的。減稅對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自不必說，即便對于抑制通脹，其作用也是正面的。因為減稅等于減少政府的行政開支而增加企業和個人的收入，有助于增加供給和消費。減稅的好處顯而易見：(1)減稅將極大減輕企業負擔，從而在收緊貨幣政策、預防通貨膨脹的框架下，避免經濟因過緊的流動性而導致衰退；(2)企業減稅將刺激資金回流實業領域，從而“自然”地消除資產價格上的泡沫，同時又不會像現行某些硬性“打壓”泡沫的政策那樣導致硬著陸；(3)減稅對股市來說也是最好的“救市”策略，它從中長期看顯然對股市是極大的實質利好，同時在短期還會刺激部分資金流出股市，不會像其它“托市”政策那樣導致新一輪惡炒；(4)減稅如果輔以某些激勵企業提高職工工資的政策，還將普遍提高民眾收入，減輕貧富分化；(5)減稅是將財富還于國民的最直接途徑，也將顯著減輕財富過于集中于政府手中造成的系統風險；(6)從中長期看，減稅是擴大內需的高效手段，能有效延長中國經濟的繁榮周期，這最終將使國家財力得到最可持續、而不是竭澤而漁式的增長。
而從歷史上看，我國凡是經濟比較繁榮的時期，大都注重減稅政策。無論是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勵墾荒、薄賦輕稅”的基礎上維持長期繁榮的。從國際上看，1953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社會并未就此穩定，產品積壓，失業增加，勞資關系緊張。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采取最低工資制、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兩倍。2000年以來，國際上很多國家推出了減稅計劃和方案，調低稅負。美國總統布什把大規模減稅作為核心經濟政策，提出10年內減稅1.6萬億美元的計劃。此外，加拿大、德國、英國、意大利、印度等國家也采取了減稅政策。今年2月13日，美國總布什簽署了總額約168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法案。經濟刺激法案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大幅退稅，刺激消費，進而刺激經濟增長，避免經濟陷入衰退。據悉，這種手段曾幫助美國經濟迅速走出2001年衰退陰影。而此次經濟刺激法案的規模要遠遠超過2001年。根據布什簽署的法案，個人最多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稅，一對夫妻最多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稅，每有一個未成年子女可多得300美元退稅。一些小企業也將得到部分退稅。美國PNC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圖爾特·霍夫曼預計，由于該法案的實施，今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比不實施經濟刺激法案提高約1個百分點。同樣在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過去一年新加坡情況大好，國家財政盈余達64億新元(約人民幣360億元)，政府決定還富于民，從財政中撥款18億新元(約101億人民幣)。具體的分配方案是：大多數國民可獲300新元(約人民幣1682元)，低收入者可獲400新元(約人民幣2290元)，低收入年長者則可再額外獲得200新元(約人民幣1125元)。
中國的稅收收入近10年來一直保持較高幅增長，而中國的減稅進程也從1988年開始，并在2004年逐漸實現。生產領域的增值稅轉型是一項減稅改革，這項改革自2004年率先在東北試點。2007年3月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一，這項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對工資的補償、折舊補償，還有25%的稅率都是減稅改革。在收入分配領域的減稅，從對弱勢群體的減稅開始。2006年實現了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個體戶的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5000元。這個政策讓500萬個個體戶免于交稅，稅務部門減收50億元。而有著2600年歷史的農業稅，從減到免，在短短幾年內完成。應當說，所有這些措施都使中國千千萬萬的企業和老百姓得到了實惠，這也是近年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逐年加快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稅收收入增長的速度相比，這些措施的力度顯然還很不夠。這也是個稅起征點由1600元提高到1800元仍然引來眾多議論的一個原因。當前的減稅政策并不是盡頭，減稅還要繼續。“在生產領域，稅負水平要減到發達國家水平或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在這個領域稅率高于國際水平的都應該減稅�！碧貏e是對紡織行業這類利潤率低、就業貢獻度高的企業，更要實行積極的減、退稅政策。
減稅不會誘發經濟過熱，不會減少財政收入。就投資而言，減稅雖會增加民間投資，但同時也抑制政府投資。有增有減，總投資不一定會過熱。而且，中國有13億人口，不保持一定投資規模，經濟不能高增長，失業便將成為頭痛問題。當下中國經濟癥結在結構，只要結構合理，速度快不是壞事。就財政收入而言，假如把稅率定高到90%，世上沒人肯去辦企業，政府也就無稅可收：而若將稅率減低到20%，那么辦企業的一定多。企業多了，政府則能財源廣進。
中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困難，不是產品短缺，而是過剩，但過剩的后面是分配，只要通過調整國內的分配關系，采取大力擴大消費需求的各種措施，過剩的產品就有市場出路，經濟增長就能持續。通過對企業減稅來減輕中國企業的負擔，通過對低收入居民的財政補貼來抗拒通脹影響，在此基礎上采取適當的刺激需求政策，以此把保增長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應該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宏觀調控的基調。
(作者單位：浙江富潤控股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