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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部長級談判終究還是破裂了。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巴西和中國等7個世貿組織重要成員在小范圍磋商中未能解決有關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特殊保障機制等方面的分歧，歷時9天的談判最后以失敗告終。
多哈回合談判始于2001年，是最新一輪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努力。但是過去7年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農產品貿易問題上的分歧卻導致談判進程幾度擱淺，延宕至今。人們經常會問，農產品貿易談判如此艱難，甚至經常是在世貿談判中扮演“一談就崩”的角色，而且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又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和生存之本，為什么一定要樂此不疲、屢敗屢戰地談到今天呢？
這里面自然是有著廣泛的利益訴求。一直以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在朝著扭曲價格體系的方向行進：在農業作為幼稚產業的國度中，往往施行的是通過剝奪農業剩余偏袒工業與城市的政策。于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糧食價格就被人為地壓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擔心如果放任歐美的低價農產品進入國內，會影響本國的農業安全；而在農業生產和技術水平已經遙遙領先的發達國家，由于農業生產者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較大政治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可以不斷游說政府利用關稅、進口配額和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手段禁止海外競爭，同時又以出口補貼等形式低價向海外傾銷國內過剩農產品。
這兩只看得見的政府干預之手，橫亙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這兩股完全相反的力道，扭曲著原本自然的國際糧食貿易條件。形成的后果就是，發達國家的農民得到了政策性擔保，生產積極性更高，結果糧食過剩更加嚴重；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受到抑制，生產積極性減退，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
最近兩年來，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正如在中國入世前，人們普遍擔憂的是由于國際糧價低于國內糧價而可能造成的對中國農產品競爭力的沖擊，而時移世易的今天的狀況則是，國內糧價低于國際糧價。情況在不斷發生著變化，沒有發生變化的則是發展中國家在其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農業困境。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出現了一種對“生物能源”的狂熱性追求，不僅帶動相關農產品價格上漲，而且出口量也大大減少。這種變化通過全球貿易體系而放大，使世界糧食價格進入了一輪上行的軌道。糧食能源化拓寬了國內過剩農產品的消化渠道，實際上通過這種新的產業政策刺激國內需求，進而形成了對農產品自由貿易需求的一種替代，這也是近幾年美國更加熱衷于雙邊貿易談判而對推動多哈回合的農產品貿易談判興味索然的一個因素。
而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大國，比如中國，雖然自2004年以來通過免除農業稅、實施種糧直補和農機具補貼、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大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進一步加大了農業投入，糧食產出也較前些年有較大的恢復性增長，但應當說國內糧價與國際相比仍然存在著倒掛，以至于前些時部分沿海地區海關糧食走私成風。而在國內糧食供需緊平衡狀態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某種程度上還有印度)在世界糧食貿易體系中更多的是扮演進口國的角色，那么對這樣的國家而言，糧食自由貿易的條件目前看來也不完全成熟。
多哈回合在農產品貿易上馬拉松式的反復拉鋸，其最終意圖就是試圖糾正前面提到的存在于發達國家的旨在保護農場主利益集團和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旨在保護農民弱勢群體同時更是保護城市消費者群體利益而產生的被迫價格扭曲。對這種扭曲作苛刻的發生源考究，已屬“雞生蛋、蛋生雞”式的無謂追問，關鍵在于尋找雙方都可接受的妥協區域，而這個區域已經非常狹小。目前對農產品的自由貿易談判的關切程度，恐怕第一位的是中等發展中農業出口大國如巴西、阿根廷；其次是仍然存在過剩糧食無法消化的歐美；而對中印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農產品自由貿易談判就像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面對國際農產品貿易談判的僵局，我們的基本態度應當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不獲得最壞結果就是成功。
此前曾有分析認為多哈回合談判如果迫使發達國家在削減農業補貼上有較大讓步的話，會對中國農產品出口有多少積極影響。我認為這個結果是不確定的。農業生產格局對價格信號作出的反應和相應的重新調整是需要時日的，在一段時期內，中國對發達國家部分農產品的依賴性不會發生改變，因而進口成本會增加。至于這種價差是否會進一步促進國內的農業增產，也未可知，因為中國對農業發展、農產品生產的政策定位本就不是出口導向型的，而是基于滿足本國基本需求之上的、總體而言屬于自給型的。和石油一樣，食品價格在中國仍然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不同于石油的則是，中國自己的食物自給率是可以給中國的農業政策足夠的自信和回旋空間的，這就是“手中有糧，心中不慌”——這個樸素的道理在經濟全球化遭遇嚴重挫折的今天尤其值得重申。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現代經濟哲學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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