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東莞市財政將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臨時生活補貼”，以減輕CPI上漲給市民造成的影響，發放標準為每人1000元。對此，輿論提出質疑，東莞市為何不給戶籍外的“市民”，比如說，外來務工人員也常住東莞市，他們的生活水平受到CPI上升的影響甚至比戶籍人口還要大，為什么他們就不能享受政府補貼呢？
這一質疑顯然是有道理的。或許人們應當提問的是：東莞市的財政究竟是誰的財政？是城市戶籍人口的財政，還是全體納稅人的公共財政？如果僅僅是戶籍人口的財政，為什么政府要收非戶籍人口的稅？既然非戶籍人口也同樣交了稅，為什么不能享受公共財政的陽光雨露呢？是不是有一點不公平呢？
進一步的問題是，東莞市財政為什么僅僅給市民發補貼，不給農民發呢？難道政府財政僅僅是城市財政嗎？盡管對CPI上漲的感受農民和市民是有不同的，國家也給了農民各種各樣的補貼，比如說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農資綜合補貼、母豬補貼等等，但畢竟物價結構性上漲對農民的“殺傷力”遠遠超過市民。在許多地方，農資價格的上漲不僅抵消了農產品價格上漲給農民帶來的好處，國家給予農民的補貼也只是杯水車薪。事實上，不僅僅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總體上比城市低，農民低收入者則要比城市低收入者低得多，農民比市民更需要幫助，當政府給城市低收入人口發補貼的時候，不僅不應當忘記農民，而且還應當以高于市民的補貼標準給低收入農民發補貼。
據報道，東莞市給城市低收入人口發補貼是向澳門學的。其實，如果要學習別的國家和地區好的做法，我們的財政部門更需要的是改革現有財政體制，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把城市財政轉變為公共財政、把市民財政轉變為全民財政。在我們這里，有些做法和許多國家是相反的，人家不是優待市民，而是優待農民，農民獲得的補貼遠遠超過城市居民，農民得到的公共服務也相對優于城市居民。如果說我國作為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像美國那樣補貼農民的話，那么，至少在對待低收入人口的時候應該讓他們享受到公共財政同等的關懷。
筆者建議東莞市暫緩實施這一補貼政策。第一，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制定并實施城鄉居民普惠的補貼政策，在給予城市低收入人口補貼的同時，也給農村低收入人口補貼，并且補貼標準適當提高一些，比如說高30%。第二，建立和完善補貼城鄉低收入居民的長效機制，把它作為城鄉居民低保制度的必要補充和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一個“臨時”的補貼政策。即使是臨時性的政策，也需要戰略思維，也要深謀遠慮。隨著現階段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影響，隨著我國物價結構性上漲轉變為普遍的通貨膨脹壓力的不斷增長，全國人口的生活都可能受到影響，如何解決低收入人口的補貼、補助的問題，需要有戰略性的制度性的對策。不僅東莞市，所有地方政府都將面臨同樣的問題，如果其他城市也要發補貼的話，那么不妨借鑒一下東莞，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作出全面的統籌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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