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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18 作者：張軍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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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當下中國經濟出現了迷局，看不明白。對于很多人，這主要是因為還沒有想清楚解釋宏觀經濟現象一致的邏輯。宏觀經濟學還不是特別成熟的學問，還沒有一個被大家公認的范式，所以，經濟學家對于很多現象的解釋往往不僅有分歧，而且邏輯也并不相同。
我們暫且遵循大多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上的“邏輯”，使用“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概念框架來解釋宏觀現象。從凱恩斯以來的主流宏觀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的變化是由總需求方面的因素改變引起的，與供給方面的關系不大。這是因為供給方面的因素相對比較不容易改變，比如，勞動力規模、資源的數量以及技術狀況等，這些因素在短期里不會有什么變化。在長期，它們才會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因此，要看明白當前中國宏觀經濟的變化，就要看明白我們經濟中的需求流量是怎么變化的，以及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我的看法是，與5年多前相比，今天中國的宏觀經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最初大概可以理解為由一個我們沒有怎么特別重視的“外部震蕩”引起的，是這個震蕩推動了總需求的增加，在我們原本平靜的經濟流量中掀起了波濤。
那么，這個外部震蕩是怎么發生的？發生在什么時候呢？我認為發生在2003年前后。
這得從當時的經濟環境說起。在1998年至2002年這5年間，因為受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們的出口遭遇了寒冬。原來用于出口的生產能力不得不轉入國內市場來消化，結果，相對于國內的需求狀況，生產能力突然增加了。這使得物價總水平開始下降。于是，宏觀經濟進入了通貨緊縮的時期。
為了走出物價（和資產價格）下降的局面，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政策，放松了金融控制，信貸和財政支出不斷擴張。其中最重要的政策在我看來是在全國范圍內停止了福利分房制度，并通過大規模的鼓勵消費信貸和放松金融管制的辦法，激活了全國房地產市場，進而帶動了對一系列工業部門（尤其是重工業部門）的需求。所以，從2003年開始，中國宏觀經濟進入了新的繁榮階段。最顯著的征兆是，由于需求激增，之前過剩的產能很快被消除，而且原來受需求約束的部門被打開，流量開始劇增。GDP增長加快，很快超過兩位數。隨之不久，由房地產拉動的其他投資變得活躍起來。以鋼鐵、汽車、機械、建材、能源和基礎原材料部門為代表的“重工業”部門投資超常增長。城市建設、住房、交通、基礎設施以及設備更新等成為這一階段投資需求的主角。于是，在2003年至2004年間，很多經濟學家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中國經濟出現了趨熱的苗頭。
房地產需求的驅動使制造業和重工業領域的生產率與贏利能力快速增長，這就大大改善了中國經濟的贏利狀況和儲蓄能力。由于消費支出增長穩定，那么收入的加速增長必然導致中國的國內儲蓄增加過快。而經濟流量要求平衡的力量必然因此推動中國的貿易順差劇增。雖然1994年之后就開始出現連續的貿易順差，但1999年之后順差才加速增長，到2003年之后更是超常增長。因為需求流量必須平衡，貿易順差加速增加，顯然不是匯率低估的問題，而是國內儲蓄增加的必然結果。
貿易順差不斷增長意味著在固定匯率下的貨幣供給增長過快，也意味著用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在不斷被低估。在這個局面下，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自然讓全球的投資者把更多的外部資金調頭，以各種隱蔽的方式大規模流入中國資產市場，迅速助推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并演變成過度繁榮的局面。因此，2005年至2007初調整外部失衡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優先目標。對付流動性過剩和控制資產部門膨脹著實讓央行和政府忙得不亦樂乎。政府在政策上以控制和調整貿易順差過大為向導，調整對外貿易政策，采取了人民幣小幅升值和大規模取消出口退稅等措施。
我曾撰文說，2007年初通脹的跡象并不明顯，因此政府并沒把控制通脹作為調控重點；但是當下半年CPI上漲加快的時候，行動已顯遲緩。
CPI超過年初設定的3%的控制目標已成定局，這才引起了決策部門對通脹的擔憂，控制通脹逐漸成為調控重點。貨幣當局以為通貨膨脹是流動性泛濫的產物，所以為控制通脹，以減少流動性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工具操作頻繁，緊縮力度加強。
但是去年底M2同比增長還是高達18%以上，超出年初16%的預定控制目標。于是，中央決定2008年將防止通脹和防止經濟過熱作為宏觀調控首要任務，內部平衡成為宏觀調控的優先目標，相比而言，貿易順差的調整似乎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宏觀調控政策開始從“雙穩健”向“一穩(財政)一緊(貨幣)”轉變。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延續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低通脹”局面有演變成“高增長、高通脹”趨勢，政策目標因此由“一防”變“兩防”。
但問題是，當國內的信貸控制和貨幣政策收縮的時候，國際上以石油、糧食和其他基礎商品漲價為代表的通貨膨脹卻加快了，并演變成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大大限制了我們控制通貨膨脹的能力。說2008年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就是因為我們同時面臨了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而對于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當然就不管用了。同時，它對經濟增長又有非常負面的影響。所以，我們不得不關注的問題是，高增長與高通脹的局面是否很快會演變成低增長和高通脹的局面？
國際上發生的以糧食和能源等基礎商品漲價為特征的通貨膨脹反映了世界經濟中的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不會很快過去。美國經濟的低速和衰退已成定局。中國有近三分之一的商品是出口到美國的。今年之后，我們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壓力顯然可能是國際經濟的下滑和出口增長的回落。
在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時期，渡過難關的唯一有效出路是生產率的提高和結構調整。從國內來講，絕大多數出口企業的生產率狀況已達“前沿面”，調整的空間不大了。所以，通貨膨脹和成本持續上升對大多數加工制造企業的打擊很可能非常致命，影響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即使對那些掙扎中的企業而言，2008年之后，工資和福利開支上漲壓力的增大也會讓它們不斷下調贏利預期，使企業進入成本調整期，至少在短期對產出增長和就業也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政府為了抑制投資流量需求的過快增長，信貸配額和貨幣供應的政策必然從緊，從嚴掌握投資項目的審批和土地供應，也肯定抑制經濟增量的增長。
這樣綜合起來估計，2008年之后，經濟增長放慢的概率在迅速增加。我認為，這可能是1994年以來中國將要經歷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難的時期。上一次，對付通貨膨脹的宏觀緊縮政策伴隨著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出現了集中的和大規模失業；而這一次，我們將再次面臨結構調整的任務，它需要更大的智慧。
今天中國宏觀經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些變化由一個我們沒有怎么特別重視的“外部震蕩”所引起，它推動了總需求的增加，在原本平靜的經濟流量中掀起了波濤。2008年之后，經濟增長放慢的概率在迅速增加。這可能是1994年以來將要經歷的第二次痛苦和困難的時期。我們將再次面臨結構調整的任務，它需要更大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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