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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的顯性化和擴散化意味著，既往的靠低要素價格高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確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個價格體系的重構，即要從根本上糾正價格體系的系統(tǒng)性扭曲，切實建立起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
為了減小放開價格對企業(yè)和居民的沖擊，盡可能熨平經濟的波動，政府應當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中國如何走出目前通貨膨脹的陰影，筆者概括為十二個字：放價格、減稅收、松信貸、穩(wěn)匯率。
關于中國目前通脹的成因，理論界爭論激烈，但無論是需求拉動型、成本推動型，還是輸入型，其背后的根本邏輯必須理清。無論哪種成因，其背后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筆者認為，中國通脹的本質在于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的長期累積——經濟體價格體系系統(tǒng)性扭曲。
理順要素價格機制
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低通脹很大程度上是嚴重透支的結果，透支了要素低估（煤、電、油、運、水、氣等資源要素價格都遠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紅利（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20年時間里，如果剔除通貨膨脹的因素，農民工的工資幾乎沒有什么增長），透支了環(huán)境紅利。可以看到，我們產業(yè)的利潤由此得到明顯提高，企業(yè)投資、生產的激勵得到明顯增加，很多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也會暫時增強。
隨著經濟發(fā)展的加速，中國也在為長期要素價格管制和扭曲付出越來越沉重的代價，大量資源消耗型產業(yè)向中國轉移，使得短期內中國制造業(yè)急劇膨脹（從這個角度看就是需求膨脹導致了通脹，當然這個需求主要來自于外部，中國拿低要素價格高投入制造價廉物美的商品來“貼補”國外的消費者），國內初級產品對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如此，中國經濟必然與可能是全球最不穩(wěn)定的貨幣——美元，拴得越來越緊。只要美國人一松貨幣，中國就得承受原材料價格上漲這種輸入型通脹的壓力，用低要素價格和政府所積累的財政“扛”著。
但是這種“扛”必然是有限度的，政府財政總有扛不住的時候，必然傳導給企業(yè)——要企業(yè)“扛”。當企業(yè)通過生產率的提高也無法從內部消化成本上升壓力的時候，就只能選擇外移，讓下游企業(yè)和消費者承擔，最后的結果就可能演化成惡性的通貨膨脹，以需求驟然下降、產能過剩、經濟陷入通縮的泥潭才能終止這個周期。
所以，某種程度上講，本輪通脹是過去30年被管制價格的全面反彈，帶有為從前高增長、低通脹的“奇跡”埋單的性質。通脹的顯性化和擴散化意味著，既往的靠低要素價格高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確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個價格體系的重構，即要從根本上糾正價格體系的系統(tǒng)性扭曲，切實建立起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換句話說，只有當資源要素價格上漲能真正成為投資規(guī)模的“自動剎車器”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才可以說初步得以確立。
理順要素價格機制、逐步解除價格管制、釋放通脹壓力的改革成為治理本輪通脹不可回避的、最根本的任務。我把它概括為“放價格”，而其他的政策都必須服從于、服務于這個目標，以保證這個目標的最終成功。
如果回到貨幣學派眼光來看，事實上，放開價格管制實質上是最有效的需求緊縮，只有要素價格上漲，才會迫使那些嚴重消耗資源的企業(yè)關門停產或轉型，迫使企業(yè)節(jié)能減耗，迫使企業(yè)節(jié)約要素的使用，迫使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通過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來消化成本上升的壓力。
當然，理順價格改革可能會使企業(yè)面臨短期的痛苦調整。國內要素價格與國際價格的接軌，國內短期CPI和PPI可能較大幅度上漲。但是可以預期的是，這個過程不會很長，因為中國放松價格管制的直接效果，會導致全球商品市場價格開始向下回落，因為價格的放開，意味著商品市場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的能源需求增長的預期要大幅向下修正，所謂中國需求一直是國際投機資金角逐商品市場的理由。隨著中國因素的降溫，將導致資金從商品市場撤離。
筆者以為，當下國際能源價格飆升，某種程度上帶有某些國際炒家要挾中國經濟的成分，它們在博弈中國政府不能迅速地、從根本上推動理順價格體制的改革。事實上也是，中國的這個過程拖得越久，商品市場這個泡沫牛市就有了持續(xù)的理由。現在看來，期望國際能源價格大幅回落、時機有利時再啟動價格改革的想法是天真的。試想大家都知道你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性改變，投機資金會真正撤離嗎？
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
為了減小放開價格對企業(yè)和居民的沖擊，盡可能熨平經濟的波動，政府應當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松信貸”，是指為目前嚴厲的信貸規(guī)模控制松綁。在一個政府主導作用還很強的經濟體制中，信貸總量政策往往是一刀切的效果，導致信貸結構進一步扭曲，政府直接和間接相關的企業(yè)部門更容易或者更大份額地獲得信貸資源，而經濟中最有效率的私人部門，面臨兩方面的沉重壓力：一是要素成本高企，二是出現更加惡化的信貸緊縮，導致企業(yè)效益下滑，本質是勞動生產率開始下滑。所以貨幣當局必須把工作重心從緊縮信貸轉移到資金的有效配置上來，特別是積極支持私人投資的發(fā)展。在市場經濟體中，信貸需求的真正控制靠的是企業(yè)的自主選擇，如果價格理順了，企業(yè)投資的利潤率正常化了，信貸的過熱需求自然就消失了。
“減稅收”，指通過財政補貼和減稅，減輕企業(yè)面對的成本上升的壓力，支持企業(yè)積極進行產業(yè)調整和升級，依靠技術進步和自主創(chuàng)新來提升勞動生產率。這樣才能真正將成本上升的因素盡可能消化在企業(yè)內部，通脹才能真正得到抑制，不至于轉化為惡性的通貨膨脹。通過財政補貼和減稅手段，穩(wěn)定通脹的預期，減輕百姓通脹的負擔。
最后一點是“穩(wěn)匯率”。更準確地講，是穩(wěn)定人民幣匯率的預期。今年央行在貨幣政策空間已非常狹小的情況下，仍然頻繁操作，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沖國際熱錢涌入。但是，貨幣當局應回過頭來想一想，為什么在今年內外環(huán)境都很窘迫、中國經濟很可能出現拐點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壓力反而加強、熱錢更大規(guī)模地加速涌入呢？
次貸危機后，全球流動性過剩驟然滑向流動性緊縮，全球處于嚴重信用收縮狀態(tài)。在此背景下，資金流向最可能的是從一個高估值或泡沫比較嚴重的資產中撤離。今年以來，中國的資產泡沫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從一季度的股市暴跌和樓市低迷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筆者總的判斷是，前些年大量涌入中國購買人民幣資產的中長期資本是在撤出的。是否撤到了境外，還有待觀察，但長期資金短期化傾向已經十分明顯。
一季度數據顯示短期熱錢還在大量進入，一季度儲備增加了1839億美元，
除去FDI的247億美元和順差414億美元，其中850億美元流入沒法解釋（有解釋說是央行非美元資產收益，可以大致測算的是那個收益每個月大致60億～70億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61.3%，在兩稅合一、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不降反升，這讓人難以理解；而在一季度訂單大幅下滑的情況下，4月份順差仍高達166億美元，出口增速高達21.8％，5月份出口增速加速至28％，順差202億美元，實在讓人意外，這中間有多少是真實貿易？反常只能說明假道貿易項的熱錢的加速涌入。金融順差替代貿易順差的危機征兆開始顯現。很顯然，其中大部分應該屬于短期套匯。
去年8月份以來，央行在去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zhí)行報告中表示本幣升值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使人民幣加速升值的預期明確，短期內進入中國套匯的利潤豐厚（結匯后躺在銀行的儲蓄賬戶上就有年率15％的收益）。
坦率地講，在國內勞動生產率進入拐點盡顯、通脹壓力釋放的情況下，在全球信用緊縮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本該較去年大幅減輕的，但事情走向了反面，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偏差。如果央行不盡快穩(wěn)定匯率預期，不但抑制不住通脹，相反只可能陷入與流動性的不斷搏斗中。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