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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關注并致力于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縮小貧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數、建設和諧社會之時，也不可忽視問題的另一面。畢竟，享受社會保障者生存于社會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之中，仍是窮人，他們長期過這種生活才是社會問題，是不和諧不安定因素。如何讓他們走出貧困，“向上流動”，過上一般甚至富裕生活才是根本出路。而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又有很大的可能性：一是貧困者一般都不甘于貧困，有向上流動的動力，貧困中掙扎的人們一旦抓住改變命運的機會，競爭力是一般人無可比擬的；二是貧困階層也有豐富的人力資源，而這種資源的投入往往與他們的收入不相稱，如重新配置就有向上流動的潛能。能否向上流動，很大程度決定于有相應的客觀環境條件——發展的自由、機會的平等。對此，經濟學大師有精辟的論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研究饑荒、貧困和不平等問題，他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是對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他堅決反對僅僅從收入視角談論貧困問題。自由發展是一種權利，權利決定人的收入，由森的視角看貧困是權利的貧困，收入是果不是因。所以森強調平等地運用各人的潛能和稟賦，讓每個人擁有實現自己最高潛能、發展自己活動空間的權利；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給窮人辦銀行的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奴斯認為：“捐錢的慈善行為只是權宜之計，真正的重要問題是為所有人包括富人和窮人創造一個平等的競技場，給每一個人公平的機會。”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弗里德曼說，“凡是容許自由市場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著機會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達到過去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那些不容許自由市場發揮作用的社會里，貧與富之間的鴻溝才不斷加寬，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馬克思也強調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使個人“能夠全面發揮他們各方面的才能。”
經濟學大師們的語言里，權利和自由總是連在一起的，阿瑪蒂亞·森甚至認為“自由就是發展”。因為某項權利就是做某種事和不做某種事的自由，作為創造財富、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權利就是經濟自由。如果有充分的個體自由，對一個社會來說，貧富差距、基尼系數就沒那么重要了。美國基尼系數0.41，“美國的貧富差距在發達市場國家是最大的，但美國大多數窮人都會向上流動。統計表明，1975年屬于最窮五分之一群體的人中，到了1991年，只有5.1%仍屬于最窮群體，大多數人則向上流動，其中30%流動到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中，60%則進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二人口中。有人計算過，平均而言，美國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只在那個地位停留4.2個月。只有4%
的美國人屬于長期貧困，也即處于貧困狀態下達兩年以上。”(秋風)香港基尼系數比內地還高，但這兩個地方貧富差距并未成為明顯的社會問題。原因在于當每個人都能自由、平等發展自己的時候，貧困階層就似一個蓄水池，市場競爭失敗者，沒遇到機會者，因疾病等原因暫時不能進入市場者，享用社會保障在這里休養生息、調整自己，時機一到就流動出去，就可能是向上流動。當貧富是動態的、變化的，人人都有望成為富人的時候，人們就以平常心態看貧富差距了。也就是說，“只有當普遍公民權利得以保障，一個容忍結果不平等的階級體系和社會秩序才可能維持，而且促進社會差異本身轉化為發展的動力。”(吳強)
中國內地貧富差距、基尼系數之所以成為社會問題，除社會保障未完善之外，就是個人發展自由(權利)不充分，主要表現是：
其一，經濟自由表現為運用自己的能力創造(獲取)更多財富的自由。保障這種自由的基本規則是機會平等、公平競爭，但很多地方不盡如人意。市場經濟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企業對勞動力的競爭，勞動者對崗位的競爭，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市場均衡工資率，即各類勞動力市場價格，使每個人都可能從市場付出中獲取相應的市場回報，這是市場公平的主要表現。我們的現實往往是：擁有權力者、接近權力者和購買權力者盡占機會，且運用機會的成本低廉，相反者則難得機會，或運用機會須付出高昂成本；壟斷企業高工資高福利且壟斷崗位，社會上失業者下崗者中，即使技能高于壟斷企業在崗者并降低工資福利要求也無法與其競爭；農民工受戶籍限制、受就業歧視，不能享受打工地居民各種權利和福利，收入減少且開支增加。市場上強資本弱勞動力是常態，勞動者受雇有選擇資本的自由(形式自由)，但沒有不受不公平對待的自由(實質自由)，特別是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市場上。我國勞動者實現實質自由的權利相當貧乏，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也傾向于資方，以致農民工為討要微薄的工資以命抗爭。而我國企業利益向資本傾斜是比較嚴重且普遍的。1998年至2005年，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30.5%，城鎮單位勞動報酬年均增長9.9%，國民經濟分配中，勞動所得比重由1983年的56%下降為2005年的37%(美國為50%)，如果剔除壟斷行業高工資，這兩個比率更低。
其二，經濟自由表現為運用自己的財產在市場中獲取收益的自由。擺小攤做小販開小店，進而辦微型小型企業是窮人向上流動的重要渠道，中國以至世界富豪榜上的富豪，好多都是沿著這個渠道流動上去的。一個小攤小店是一個家庭的“經濟命脈”，全家人的希望，收入雖微薄，但給家人心靈莫大安慰。很多國家對個體經營管理很松，稅收起征點很高，還有許多扶植政策，因為這減少了社會保障支出，減少了社會犯罪，降低了社會管理成本。我們這里城管踢小攤屢見不鮮，辦個體工商戶手續繁瑣。亂收費要么使經營者難以為繼向下流動，要么勉強維持難以向上流動。1999年至2006年6月，我國個體工商戶減少650萬戶。權威部門解釋說是個體戶走上了合作經營、合股經營和公司經營，就是說向上流動了。若如此，向上流動的個體戶騰出的空間，應該吸引市場外欲向上流動者進入，再加上社會需求增長，個體工商戶應是增加而不是減少。實際上，個體戶向上流動兩端受制。底端受制于城管、亂收費和繁瑣工商手續；頂端，國有壟斷行業民營企業難進入，能進入的行業門檻高，并實行實質的審批制。頂端向上流動受制，阻滯下端各層次向上流動。市場經濟是民本經濟，民本為經濟自由、為民富開拓了廣闊空間，我們這里這種空間還有很大余地，亟須開拓。
其三，經濟自由表現為在財產保護下的交易自由，在交易中創造財富、增加財富。我們在產權保護和交易自由兩方面都很不到位，突出表現于農地上。《憲法》規定農民集體具有土地所有權，而眾所周知所有權包括使用權、轉讓(交易)權、收益權等一束權利。實際是農民集體土地只有農業用途的所有權，沒有交易權，農地只有被征用之后才能進入土地一級市場交易。《憲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征用土地，實際是農地轉為各種非農用地(不一定是公共利益)都要經過征地這一關。征地制度使農民集體失去土地交易權和收益權，農民利益受到很大損失。2004年長三角地區征地價格每公頃37萬元至45萬元，一級市場出讓價每公頃210萬元至525萬元。周天勇教授稱改革開放以來，低價土地制度從農民手中轉移的利益大約15萬億人民幣左右，補償農民的只占5%，許多地方財政成土地財政。農民利益更大損失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建設中以土地替代資本。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日本基礎建設征地費占投資成本90%；國際上，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征地費占投資的50%至60%，我國只占3%至5%。所以有學者將長三角、珠三角定義為“在集體土地上長出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那么農民呢，有關部門2004年調查，失地農民中，生活水平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失去生活來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農民占60%。交易要對雙方都有利，農民若有土地交易權，土地資本轉變為更高價值的貨幣資本，失地農民就會向上流動，否則只能向下流動。利只在用地者一方，農民的權利焉能不更貧困？
對這樣的土地制度，有學者解釋說政府也處在兩難境地，如果保護農民利益，基礎設施建設占地、企業占地和城市占地成本過高承受不起，會失去發展機遇。但也正如另一位學者反駁的“反過來我們不能說為了城市化就可以讓農民窮困潦倒”！其實，只要對農民權利有尊重和敬畏之心，市場經濟就會開拓出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土地市場價格的基礎上，土地可租賃、入股使用，農民可以年年收租金、年年分紅；使用者可向失地農民發10年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土地債券，農民可以年年取債息。如此，土地使用者可支付很低當期成本，以土地長期使用收益支付成本。當然，世界許多國家也有征地制度，征地也是一種地權轉讓形式，雙方博弈實現土地真實價值，博弈的參照系是市場，要不外國政府也不會出那么高的地價。之所以規定政府有征地權，是因為政府用地有不可選擇的局限性：不能因得不到一塊地，就讓一條路一道街中斷或拐個彎。當政府出價公平且多個土地所有者認可時，個別土地所有者就處于壟斷地位，政府這才依法行使征地權，制止土地所有權濫用。我國的征地制度也造成土地權利不平等，城市集體企業、國有企業和高等學校占地可在市場高價賣出，成了發財和解困手段。
中國的貧富差距、基尼系數，同其他經濟社會問題一樣，生成、存在于一個系統內，不能就事論事。解決的根本之道是：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法治建設，轉變政府職能，解除各種有形無形對經濟活力的束縛，如黨的十六大指出的那樣，“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動，以造福于人民。”
(作者單位：河南平頂山煤業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