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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和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是貨幣政策措施選擇的基本原則，這兩者是不矛盾的，與十七大精神更是完全一致的。當前，從貫徹“兩防方針”出發，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是完全正確的。當前“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具體內容主要有三項，即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再加上對銀行機構的信貸增量實行“準規模”控制。筆者認為，這三項具體內容存在著可進一步調整之處。
通貨膨脹發生時，受到傷害最大的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以及小型金融機構與小企業客戶，因而，貨幣政策措施應當盡可能地維護這些群體的利益，減弱對他們的傷害。通貨膨脹、流動性過剩會造成價格體系與經濟關系的紊亂，進而阻礙資源的合理配置，因而，貨幣政策措施應當有助于理順價格體系和經濟關系，進而促進資源配置優化。現行的三項貨幣政策措施收效似乎不太明顯。
1、負利率還在不斷擴大，促成弱勢群體進一步利益受損和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紊亂。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首先應當糾正負利率。在去年12月21日的利率調整中，方案之復雜，被媒體稱為“不對稱加息”，表明決策當局確實為制訂方案動足了腦筋。然而，存款負利率不僅沒有糾正，反而有所擴大。以一年期存款利率計，由10月末的-2.63%擴大為年底的-2.76%。如果以全部銀行存款計，由于活期存款占2/3左右，而活期存款利率又下調了0.09%，因而負利率的擴大幅度還要大得多。繼續存在并有所擴大的存款負利率使得廣大弱勢群體(他們是沒有可能去投資股票和房地產的)繼續受到損害，并且還使股市、樓市的泡沫受到鼓勵而繼續發展；同時，還使銀行的存貸利差進一步擴大(全部存款的利率升幅肯定小于貸款基準利率升幅)。
2、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信貸的“準規模”控制，給小企業融資、小銀行機構的經營與發展帶來了重大困難。存款準備金率是一種較為僵硬的調控手段，合理配置資源的效能很弱，信貸的“準規模”控制的剛性就更強了。這兩者加在一起，就從信貸資金的來源與投放量等兩個方面制約著信貸擴張。在當前依然維持不適當的低利率的條件下，大中型銀行自然地會將信貸更多地投向大中型企業，至少是規模較大的小企業。而規模較小的小企業，融資就相當困難了。目前，這種情況已經在相當多的地方出現了，進而，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直線上升，4分、5分已不罕見，7分、8分也時有發生。小銀行機構由于吸存能力較弱，經營地域狹窄，資金的回旋余地很有限，因此，在這種調控方式下，就相當被動。尤其是一些發展勢頭迅猛的優秀小銀行，在“一刀切”的調控面前，只能望洋興嘆了。
合理的做法應當是：
第一，迅速糾正存款負利率。比如，一年期存款利率不低于7%，活期存款利率不低于3.5%，貸款利率則乘機“市場化”放開上限。這樣，不僅弱勢人群會得到一定的保護，股市和樓市的泡沫會受到一定的抑制，同時由于貸款利率肯定會上升得比較高，進而，那些負債率高的企業，如房地產企業、某些大企業集團等，便會因負擔過重而使貸款需求下降；小企業和微小企業則由于負債率低，承受得起較高的利率，從而貸款需求仍然能夠得到較好的滿足。
第二，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同時適當調低存款準備金率。對于那些發放小額貸款的銀行機構，應當按小額貸款占各項貸款的比例調減存款準備金率；并且，存款準備金率也應適當下調，比如，不超過12%。
第三，對于小型銀行機構(比如資產總額不足200億元的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實行信貸“準規模”控制，僅嚴格實行75%的存貸比例控制，任何時點均不允許突破。
在這里，應當消除幾種不必要的顧慮。
1、不必擔心糾正存款負利率會引致外資涌入，進而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實際上，效果可能是恰恰相反，會減少了外資的涌入。因為，外資是不會去追求幾個百分點的利息的，它們要的是兩位數以上的回報。目前，外資的涌入點主要是地產、股市和某些項目。因而，如果存款實際利率轉為正值了，股市與樓市的泡沫回落；加上不再考核GDP和招商引資；那么，外資涌入的減少是可以期待的。
2、不必過于擔心股市和房地產的泡沫因為利率上調而破裂，進而釀成日本式蕭條的大災難。一則，目前我國股市與樓市的泡沫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因為利率的適當上調而完全消散。二則，當年的日本之所以陷入十年的蕭條，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泡沫破裂，而在于其實體經濟存在重大缺陷。當年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利用“后發優勢”，技術進步依靠“模仿創新”，而不是“發明創新”；而當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后，“后發優勢”沒有了，“模仿創新”的空間也不復存在，因而技術進步停滯，資本過剩。而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距發達國家還甚遠，雖則“發明創新”極少，但是可供利用的“后發優勢”明顯，“模仿創新”空間還甚大，不存在發生日本式蕭條的經濟條件。
(作者單位：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