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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華源、澳柯瑪，都曾是企業界耀眼明星，引領風光十數年，其勢“氣吞萬里如虎”。不曾想，危機爆發，宛如一夜之間，從頂峰跌到谷底。其成其敗，集中暴露了國有企業治理、管理通病，具有普遍警示意義。
其一：教父是靠不住的
改革開放之初，競爭領域國有中小企業普遍陷入生存困境之時，一批超群之人，憑其智慧和膽識，扭轉企業頹勢，逆流而上，資產幾十倍甚至成百倍擴張。這批創業者一直掌管著企業，人稱企業教父。
教父成功有其個人魄力魅力，也因其占天時地利：民企初起、外企剛入、賣方市場、市場不規范、競爭不充分、對手不是太小就是太爛、政府和銀行支持……企業做大了，環境條件也變了，教父們駕馭企業能力出現虧空在所難免，教父們及其企業開始分化。調整知識結構、開闊視野、轉變觀念、與時俱進者繼續領航企業發展；相反者則經驗多于知識，勇氣超越能力，以昨天的成功轉變為明天成功的信心，忘記或根本不知道管理學上那句名言：你昨天的成功與你明天的成功沒有必然聯系。爭當行業霸主，勇做業界幾強，狂歡于擴張，狂歡于兼并，狂歡于多元化，連辦企業為什么都忘了，昨天成功的原因反而成今日失敗的原因。
其二：企業家不是英雄
我們民族文化中濃重的英雄主義情結滲透于企業文化。企業經營成功，特別是人所矚目的成功，其掌門人便成為英雄。太多的信任和自信使企業系于一人，一人強則企業興、一個弱則企業衰。企業家和英雄的區別在于，英雄需要的是膽識和勇氣，企業家需要的是知識和科學化、規范化、專業化管理。如果說小企業和市場經濟初期還需要英雄的話，那么此后就需要英雄向企業家轉化，否則就成也英雄，敗也英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呂峰教授說：“如果一個組織有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文化存在，說明這個組織很不成熟或者管理很不規范。”華為健康發展，很大程度在于較早結束了英雄造時勢年代，正如華為總裁任正非所說：“企業家在這個企業沒有多大作用的時候，就是這個企業最有生命的時候。所以當企業家還具有很高威望，大家都崇敬他的時候，就是企業最沒有希望，最危險的時候。”
其三：企業應是法治而非人治
我國是一個人治傳統悠久的國家，這也表現在企業治理上。人治企業是企業主要領導說了算，按主要領導意志運轉的企業；法治企業是按制度運轉的企業。企業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善于將市場上企業管理中已經發生過的一系列事件的經驗教訓、管理學理論研究成果、自己的經營理念，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集中更多人智慧而成制度。法治企業每個人的職權都是制度給定的并受制度約束，包括主要領導；重要決策都有制度規定的程序而不能一人說了算。法治可以靠制度糾正主要領導的失誤，直至撤換一意孤行的領導包括創業者。康柏在凱寧領導下做強做大，后因其不順應新潮流堅持固有經營方向導致企業滑坡，董事會依靠制度撤掉了他，康柏走向新生。國有企業由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仍是人治重于法治。企業缺乏嚴格的制度，有制度也不能認真執行，以致董事會、監事會虛設，股東會虛開。個人權力超越制度，企業不是按制度而是按主要領導個人指向運轉，形成無制度的狂歡，一個人既可把企業搞好又可把企業搞垮。
其四：企業家是一個團隊
外國企業家很瀟灑，中國企業家很辛苦，“兩眼一睜，忙到熄燈”。這是由企業家理念和由此形成的權力配置所致。管理學大師明茨伯克說，領導人的重要性體現于使組織中的別人變得重要。為使別人變得重要，企業主要領導要把管理權力配置給管理團隊每個成員，并由契約(制度)規定。主要領導不需事必躬親也不能事必躬親，因為他不能進入別人職權范圍，否則就應承擔別人的責任。這樣每人都有一片展現智慧才能的自由天地，提高企業管理積極性和效率。而主要領導則有時間思考戰略，增進知識，開闊視野，也可瀟灑一番。這樣的權力分配原因還在于，企業家是通才，而部門領導是專才，主要領導進入部門領導職權范圍必致低效，也增大失誤可能性。
我們的國有企業權力過度集中，主要領導習慣于一竿子到底、身先士卒、沖鋒陷陣的管理風格，副職無實權是普遍現象。管理層其他成員權力失落，既失去了發揮才能機會，又帶來管理工作的消極情緒。深層原因在于，人有天生的權力欲，權力感就是一個人的成就感。一些企業為何盲目擴張、并購、多元化，就是主要領導人感到“管理一萬人比管理五千人更為顯赫”(科爾奈)，凡人的欲望必有限制，任其泛濫必然成災。所以企業必須實行分權制和權力制衡制。
其五：企業所有者單贏是不可能的
企業投資者要獲得資本收益，就必須聘用企業家為其經營資產獲利。為達目的，所有者設計一種激勵機制，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使經營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做到雙贏。國有企業設計的是一種利益單贏機制，要求經營者為資產保值增值又不承諾相應的報酬，給予的只是精神鼓勵。創業者使企業資產幾十倍上百倍增長，他們也應積累豐厚的個人財富，但是沒有，有的只是各種榮譽稱號。他們感到力所不支，急流勇退又于心不忍；政府讓他們離去也感到不近情理。而國外企業經營者被動去職則有經濟補償，摩根士丹利首席執行官裴熙亮被迫辭職，拿到了4400萬美元離職費，同時照樣獲得6320萬美元股票及股票期權；卡莉·費奧瑞娜離開惠普的遣散費為1400萬美元，外加700萬美元獎金和2350萬美元限制性股票。這個問題當年張興讓離職，紅塔褚時健出事，榮事達陳榮珍、美菱張巨聲退休，學界業界都提出過，一直沒有解決。一些創業者勉為其難強撐，結果是雙輸。
什么樣的體制就有什么樣公司治理。三九、華源、澳柯瑪和其他國企一樣，已具外企治理模式，但沒有體制上的根本性轉變，徒有其形，不具其神，更無其效。在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下，中小企業已基本退出競爭領域。體制不變，繼續在技術層面“改革”而耗費時日，國有大企業也可能無力生存而退出競爭領域，這兩年競爭領域國有大企業“變臉”消息不絕于耳，只不過三九、華源、澳柯瑪更引人注目，更具警示意義罷了。
(作者單位：河南平頂山煤業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