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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將于8月23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將首次審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草案等。報載，一位參與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起草的人士表示，第八次修正草案涉及惡意拖欠員工工資和醉酒駕車，惡意欠薪罪和危險駕駛罪或單獨設立。據了解，危險駕駛罪將醉酒駕駛機動車、在城鎮違法高速駕駛機動車競逐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其中。
去年的成都醉駕案、南京醉駕案、杭州飆車案等一系列重大交通肇事發生，包括我本人在內，要求設立“危險駕駛罪”的呼聲此起彼伏，此番立法機關擬增設此罪名，可謂是順應了民意。不過，我也注意到了反對之聲，這一聲音來自去年一位有10年執法經驗的交警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他說，“如果中國規定了危險駕駛罪，恐怕要大規模蓋監獄”。他擔心單是醉酒駕駛的，目前的監獄可能都容不下。
這不是危言聳聽。我們知道，去年8月15日起，公安部在全國部署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嚴厲整治酒后駕駛交通違法行為專項行動。3個月，全國共查處酒后駕駛違法行為21.3萬起，其中醉酒駕駛3.2萬起。如果設立了“危險駕駛罪”，光醉駕的人，在這三個月，就有3.2萬人要進監獄。
在刑法中設立“危險駕駛罪”是世界各國的慣例，比如德國、英國等國刑法均在公共危險犯罪中規定了與危險駕駛行為有關的犯罪。《德國刑法典》第三百一十五C條醉酒駕駛罪的規定，行為人基于醉酒而無法保證行駛安全時駕駛車輛的，處以一年以下監禁;過失者同樣根據前款予以處罰。“危險駕駛罪”的設立并沒有讓西方監獄人滿為患，這就不能不提到西方國家的國情。
從刑法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并沒有類似我們國家一樣的行政處罰，許多在我們國家當作行政處罰的案件也作為犯罪案件處理，相應的刑事處罰的標準也很低，比如罰款、拘留幾天、十幾天也算刑事處罰。這樣，許多“危險駕駛罪”的罪犯可能是罰款和短期的拘禁了事。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從幼兒起就加強了教育，防范醉駕。一位來自美國的華裔女孩就談了對中西方的差異的感覺，她說，“每個月，從我一年級到五年級的時候，兩到三個DARE(毒品和酒精防范教育)計劃來的負責人會到班級告訴我們為什么毒品和酒精對我們的身體有害，并且我們應該一輩子遠望它們”；“到中國后，幾乎我去的每一個地方，無論是在街上還是在晚宴的飯桌上，肯定有人在抽煙，而且在晚餐的時候，酒精幾乎到處都是”。
當然，如果擔心監獄爆滿就在設立“危險駕駛罪”問題上裹足不前，那無縫是因噎廢食。但是，這至少提醒我們，“危險駕駛罪”的定罪量刑標準該如何確立？如果按照現有的“醉駕”標準，恐怕真的有無數的人要進監獄，同時，這種標準也可能混淆了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的界限，“醉駕”就不存在行政處罰的問題了。那么，能否考慮對“醉駕”設立一個行政處罰的標準，同時在行政處罰標準之上再設立一個刑事處罰的標準，以避免過大的打擊面呢？
設立“危險駕駛罪”也是一個新情況，對于許多中國公民來說，也算是面臨著新問題，因此，設立這一新罪名前，可否考慮給普通公民一個緩沖期、適應期。《荀子·富國》語“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強調了教化與刑罰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立法機關在設立這一罪名后，能否緩一年實施，利用這一年的時間，充分宣傳這一罪名，以示警戒。當然，更重要的教化在于，從娃娃起教起，在小學課本上就要加入防范“危險駕駛”的知識。
最后一個防范監獄爆滿的方法就是，必須嚴格執法。要讓公民嚴格守法，并不在于刑罰有多嚴厲，而是讓他意識到違法必受到追究。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就稱“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去年公安部開展整治酒后駕駛專項行動時，醉駕大大地減少，而當這一行動結束后，醉駕現象又開始回潮，在北京市，今年內死亡交通事故中，酒駕所占比例高達11%。只有持之以恒的嚴格執法，才能讓潛在的醉駕者受到威懾，進而才能減少醉駕現象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