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和發改委日前聯合下發《關于調整移動本地電話業務資費管理方式的通知》的征求意見稿。根據該意見稿，相關部委擬將電信定價權下放給三大運營商。
這樣做的好處據說是：它有助于推動電信資費市場化，鼓勵電信企業對移動本地電話業務實行單向收費。在政策規劃者心目中，在給定一個競爭而非管制的環境下，降價是電信運營商拓展用戶最有力的手段。
不錯，經濟學是告訴我們，競爭比管制好，因為競爭能提高效率，而價格管制只會扭曲市場供求關系，催生出壟斷價格和尋租行為。但凡事總有例外——在中國老百姓看來，從現有的電信行業“競爭”中獲益這張畫餅并不怎么吸引人，相反，他們更擔心的是，電信運營商會不會從此踏上為所欲為的征途。
這種擔心并非是杞人憂天。就在上個月，銀行業剛剛掀起了一輪收費狂潮。在銀監會放松對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費管制后，銀行方面突然發現竟有如此多可供“增收”的新門路：跨行取現可以收費、打印清單可以收費、小額賬戶可以收費，甚至存折重設密碼也可以收費……這些霸王條款中，許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更有相當一部分收費甚至是在用戶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偷偷收取的。慶幸的是，在輿論一片批評聲中，銀監會緊急叫停了這場亂收費鬧劇。特別要指出的是，沖在收費第一線的恰恰是幾大國有商業銀行，反倒是一些外資銀行和較小的股份制銀行保持了克制。
中國手機用戶數已突破7億，位居世界第一。隨著用戶規模不斷擴張，近年來電信資費確實有一定程度的下調。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主要信息產品和服務的資費水平依然偏高。據統計，2009年手機話費占中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4.77%，而占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更高達15.9%。而根據國際經驗，電信應用成本降至1%以下較為合理。目前，中國手機通話仍存在非單向收費、漫游費以及各種名目繁雜的增值服務費。
因此，當電信業主管部門大張旗鼓地將電信定價權下放給運營商時，必須好好想一想，如何才能讓老百姓相信這是一個好消息，而不是壞消息？
首先，應當允許民資和外資進入電信運營領域參與競爭。自1994年中國電信業改革啟動以來，已經歷了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分拆和重組。在“競爭”最盛的時候，電信領域一度出現了六大基礎運營商。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六家企業無一例外都是國資委旗下的中央企業。最終，在央企做大做強的口號下，電信業重新回到“三國”時代。
可以肯定的是，對于一國或一地區而言，六家企業之間的競爭肯定比三家企業的競爭能帶給消費者更高的福利水平。例如，我國香港地區不過區區700萬人口，卻擁有固網運營商11家，移動運營商6家。國際電信聯盟（ITU）研究報告指出，2009年香港的信息通信技術服務價格是全球最便宜的。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相同的運營商數量前提下，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能帶給消費者更高的福利水平。最近中國網民熱議的一個帖子是，2008年中國互聯網寬帶平均月資費為韓國的18倍，而上網接入速度卻不及韓國的二十分之一！與中國類似，韓國電信運營也有三大企業，分別是SK電訊、KTF和LGT，但不同的是，這些韓國企業從上世紀90年代起已先后完成了民營化的過程。
不可否認，央企對于國民經濟和電信安全作出了應有貢獻，但其效率低下、存在局部利益也是事實，與民爭利的現象更屢見不鮮，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競爭性質，強化了壟斷同盟的可能。今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今后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等基礎設施等“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這是一個積極的態度轉變，但離真正落實恐怕尚需時日。
此外，對于監管者而言，還有一個如何變“事后監管”為“事前監管”的難題。而站在公眾用戶的立場，在運營商隨意哄抬資費的情況下，又如何保證他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對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必須先給出確切答案，公眾才能放心地將定價權交給企業。
中國政府已經宣布，到2015年將實現電信網、廣播電視網和互聯網的三網融合。屆時，中國老百姓是享受更好的服務，還是繼續忍受蝸牛速度和火箭價格，完全取決于運營商之間能否形成有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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