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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國期間，我住在上海某三甲醫院附近。由于時差的關系，早上很早便起床跑步。看到醫院門口每天早上排隊看病的長龍，一下子勾起了腦海里久違的景象。在改革開放前，排隊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常便飯。那時除了鈔票對人們購買力的限制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票證，來縮小人們的需求與市場供應能力之間的差距。然而，票證仍無法消除短缺問題，最后只能靠花時間排隊來進一步限制需求，但結果并不成功。而從解放農村生產力出發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很快解決了農產品供不應求的狀況。我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正是依靠提高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擴大供給，才解決了各個領域內的短缺現象。
看病排長隊或看病難的問題，是否也是“好醫生”(合格醫生、專家、名醫)供不應求造成的？在此問題上，大家的認識并不一致。有人認為，采取看病預約的辦法可以解決排隊問題。這里暗含的假定是病人的需求與“好醫生”的供給之間不存在短缺，問題只是病人擠在某個時間段看病，從而造成擁擠，而在另一些時間里，“好醫生”卻閑著沒事。因此有可能通過預約使得病人的流量均勻分布，使醫生的供求達到平衡。但醫院門口每天不斷的排隊人流，“好醫生”每天大量的就診人數，以及醫生花在每個病人身上閃電般的時間，都說明病人的需求大大超過了這些“好醫生”的供應量，因此預約只能是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
還有一種更為普遍的看法，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病人的自由選擇。由于病人不管大病小病，不管是否需要“好醫生”，都一窩蜂地往大醫院跑，從而造成了“好醫生”的供不應求。如果這種判斷正確的話，那么通過“看門人”的制度安排，即病人首先通過基層醫生就診，根據需要再向大醫院和“好醫生”轉診，這樣便可以解決排隊看病難的問題。
讓我們先來看一組數據是否支持這種觀點。我國目前大約有200萬名醫生，分攤到13億人口上，每千人口大約有1.5個醫生。在世界上的十個人口大國中，我國的醫生人口比位于中間位置。與印度的每千人口0.6個醫生相比，我國比印度高出一倍以上。與美國的每千人口2.7個醫生相比，我國只有美國水平的一半多。從簡單的數量比較來看，我國醫生人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上很缺乏。全國每個醫生日均診療6個人次的低流量，似乎也印證了這種判斷。
然而，假如分析一下我國醫生的質量結構便不難發現問題。我國的200萬醫生中，具有大學本科教育水平的醫生，只占約三分之一，而具有醫學博士教育水平的醫生還不到1%。印度、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醫生，一般都需要接受醫學博士的教育和訓練。如果按照醫學博士標準來定義我國的醫生，那么我們的醫生人口比例只有印度水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按照本科教育標準，我國的醫生人口比(0.5)也僅僅接近印度的水平(0.6)。顯然，“好醫生”的供不應求，才是造成我國看病排長隊或看病難問題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好醫生”的供給，僅僅依靠推行看病預約和“看門人”的制度，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那么為什么在現代醫療技術日益發達、特別需要受過高等教育培養訓練的醫生崗位上，我們至今還缺乏“好醫生”呢？一方面我國現有醫生的教育程度需提高，而國家對醫學教育也增加了大量投資，但另一方面大量高等醫藥畢業生卻沒有進入醫生隊伍，從而“好醫生”很難較快增加。當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們對醫療的需求日益增長，然而人們對學醫、從事醫療工作的熱情卻沒有增長。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千軍萬馬爭奪公務員崗位，爭取壟斷行業的就業崗位。
造成上面這種反差的原因，除了醫療崗位本身缺乏吸引力外，對醫生崗位的種種限制也是重要原因。在公立醫院中，醫生的編制受到限制，醫院本身難以根據病人的需要來擴大醫生人數。還有一個重要但被忽視的原因，在于將醫生與醫院捆綁在一起的體制安排，即每個醫生只能是某個醫院的雇員，只能從屬于某一個醫院。這種限制的最大問題在于將醫生的職業發展機會凝固化了。對于能夠在三甲醫院工作的醫生來說，存在著醫療技術和業務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存在著較多成為“好醫生”的機會。而對于在基層工作的醫生來說，由于只能接觸到常見病多發病的病人，較難進一步提高醫療技術，從而失去了業務發展的空間。因此，當醫學院畢業生無法進入三甲醫院時，許多人便放棄了從事醫療工作。有限的三甲醫院崗位影響了培養大量社會需要“好醫生”的機會。
正如我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建立在解放生產力和擴大供給那樣，醫改的成功也必須建立在解放醫生生產力和增加供給的基礎上。只有當做醫生成為眾多優秀人才追求的目標，只有打開培養大量社會需要的“好醫生”的大門來，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走出看病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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