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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收入分配，中外愿景不同。在現代西方，是按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貢獻分配；在古代中國，人們則“不患寡患不均”，說白了就是搞平均。兩種不同愿景驅動下，結果一目了然———
前者在公眾認可基礎上，承認起點差別，力爭程序正義，著力解決貧富分化；后者卻幾乎從沒實現過真正的分配公平，以等貴賤、均貧富為口號的革命，結果都是敢于從事造反這項收益最高投機事業的人及其家族，造出更強大的暴力機器，攫取按自己意愿分配財富“蛋糕”的權力。
從此出發，目前國內關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爭論，至少就該對那些大而無當的言論(比如“科學合理”)，對那些明顯蠱惑視聽的表述(比如“劫富濟貧”)，保持充分警惕，避免誤入歧途。畢竟，描繪改革愿景，其格調還是宜高不宜低。
就我國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現狀論，所謂的改革的愿景的格調要高，這是第一個條件，也是前提條件，只有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才能談“廣泛深入”的調整，不能光盯著如何切分既有利益；二要體現在政府率先垂范，通過向民眾讓利，做出姿態推進改革；三要特別注意政策操作的邊界，不宜過于主動地干預市場，特別是勞資領域收入分配調整不可簡單粗暴。在這三點形成共識的基礎上，再來談下階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或許才更靠譜。
具體而言，就人均指標看，中國目前還是絕對的發展中國家，距離中等發達有相當距離，現有家底并不支持14億兄弟姐妹通過重新分家實現共同富裕。長期靠意淫強國的人們如不信，或可參考本屆世界杯三十二強的人均國民所得數據。如果將世界杯看做一次正常國家的抽樣統計，那么，如果以八國為一組排序，我國人均財力大致還要排在人均4000多美元的阿爾及利亞后面，約莫是在第26位的樣子，是毋庸置疑的第四梯隊成員。比我們更差些的國家包括飽經戰亂的洪都拉斯、非洲的尼日利亞、喀麥隆、科特迪瓦和加納，當然還有同志加兄弟的朝鮮。在這個較低水平上，經濟結構調整和收入分配調整孰先孰后，一目了然。沒有轉型的成功，沒有經濟總量增速的保持，就沒有從廣度和深度上大幅改進人均收入所得的空間。
在既有的國家總財富水平上，要保持收入分配改革的持續推進目的，作為“小步快走”的選項之一，各級政府或許可以做出姿態，先行讓利于民。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7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3%下降到57.5%，累計下降11.8個百分點。現實表明，“富國”速度著實比“富民”速度快很多，此消彼長的蹺蹺板效應下，作為國家代表的政府似應考慮做出表率的樣子，除了繼續加大轉移支付向民生傾斜、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力度，還不妨再進一步，在教育、醫療、慈善等領域加大減免稅、抵扣稅的力度，努力反哺納稅人，實實在在地幫助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更具消費能力，以期更快提升社群整體福利水平。
最要不得的，是政府自己的財政收入增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卻不管不顧大量企業的生存實際，不加甄別地推動“限高、擴中、保低”，乃至一味地要求推進“倍增計劃”，實現工人工資水平普遍提升。客觀地看，目前國內企業的生存狀況是令人堪憂的，結構調整的難度是被嚴重低估的。現實中，我國經濟在上一次探底之后，在2009年中開始出現的所謂短期回暖境況，宏觀上來自于經濟刺激政策，微觀上來自于選擇堅守的企業承繼了退出企業的訂單，企業整體毛利率其實并未得到修復，根本不支持現階段勞資利益的重新切分。至少在目前，面對外部環境和內部轉型的不確定性，以“血汗工廠”等為口實，強迫民營企業作為收入分配改革先鋒隊的做法是錯誤的。
總而言之，對收入分配改革這件事，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愿景，但講出來的愿景卻未必都是這一千個人的心里話。收入分配調整涉及相當復雜的制度問題，其中更蘊涵著我國經濟社會諸多深層次矛盾。單純在多給誰、少給誰這類低級幼稚問題上兜圈子，是無助于我們跳出原有思維框框的。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