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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打壓房價之后，收入差距和分配問題已成為另一個政策焦點。近日，國家稅務總局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通知》，無論是《通知》正文的第一句，還是該局負責人在隨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段話，都明確表示了這一措施所針對的，是收入差距問題；輿論中確實也有一些希望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來縮小收入差距的聲音。
我國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確實已到了異常嚴重的程度，但這一罕見的狀況，是由許多早已暴露無遺的制度性弊端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個人權利和財產權缺乏保障，市場準入機會的不平等，國有部門內部私分巨額壟斷利潤，公務部門不受約束的超水平福利，等等；回避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卻指望用稅收來縮小收入差距，是缺乏說服力的；而且，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都無法支持，貧富差距可以靠稅收調節來解決。
簡單的說，每個人的收入是他把他所擁有的要素投入到生產中，然后從產出中取得的一份報酬，工人投入人力資源，資本家投入資本，當然還有一種特殊的要素，是給生產過程制造障礙的能力，也可獲得相當的報酬；參與生產的各方所得報酬的高低，取決于其各種要素在組合的比例，和它們的稀缺性。
低收入階層通常只有人力資源可供出租，而勞動報酬低通常反映了要素市場上勞動力太多而資本太少，所以，提高廣大勞動者收入的途徑，無非是促進投資，讓更多的資本來雇傭工人，從而使得市場中資本變得更充裕而人力變得更稀缺，這也是所有發達國家經濟起飛過程中所發生的情況。
那么，是否可以通過稅收來改變要素收入的分配比例呢？可以考慮兩種稅收，第一種是對要素收入征稅，比如從資本家的資本利得中拿走一塊，分給工人；這種方法在當期是有效的，直接改變了分配比例，但等到下一次勞資雙方議價時，議價基礎改變了，轉移支付會被雙方都事先納入議價考慮之中，最終，分配比例將回歸到要素組合和稀缺性所決定的那個均衡水平上；比如一家商店，原先店員拿毛利的20%，老板拿80%，現在他知道老板的20%收入會轉移給他，為什么不接受一份工資為零的雇傭合約呢？唯一的變化將是，征稅所帶來的交易費用將壓低生產規模，并相應的減少勞資雙方的收入。
第二種是直接對要素征稅，即通過財產稅直接從資本家手里拿走一部分非人力要素，分配給工人，這是存量再分配；同樣，存量再分配在短期內也是有效的，但在長期，一旦財產稅成為穩定預期，人們的行為便會隨之而改變，積累財富的動力會削弱，奢侈消費得到了鼓勵，有條件者更會尋找轉移財產的可能性，總的投資額將會下降，最終減少對勞動的雇傭；這兩個效果相抵之后，窮人收入是否增加，將取決于稅收的絕對水平，和資本轉移的可能性。
在整個經濟生態中，越是處于食物鏈上游的、金融化程度高的資本，越是容易流動和轉移，而在從窮人、中產者到食利者、資本家的貧富譜系上，越是富裕者——比如所謂的達沃斯一族，越容易克服在不同稅收領域和轄區之間轉移資產所面臨的障礙；所以，對于最富裕那些人，只要在別處還存在著低稅收地區，存量再分配是很難作用到他們頭上的，真正被再分配的，將是那些勉強超出平均線的中產階級。
全球化更削弱了這種可能性，不僅是因為全球化促進了要素和資本流動，更是因為大量新型的合約形式、商業模式和金融工具，以及要素組合中比例越來越高的無形資產，使得產業內的要素再配置變得更容易；在以前，你把資產轉移出一個地區，便意味著你要放棄那里的生意，現在不是了，借助外包、租賃、授權和恰當的股權結構安排，跨國企業可以極低的境內凈資產運營規模龐大的業務，而把大部分要素留在境外。
即便不考慮轉移問題，稅收的轉移支付能力也是有限的，稅收會抑制生產和投資，當稅率高到一定程度，其轉移支付效果將完全喪失，在越過拉斐爾曲線的最高點之后，甚至稅收絕對值也開始下降；目前我國的稅負水平已經很高了，而且近年來始終在以四五倍于GDP的增長速度在快速增加，但我們并未看到任何轉移支付效果，收入差距仍在快速拉大。
近年來，隨著勞動市場、匯率、土地、管制等運營條件的全面惡化，多數中小企業都處于勉強維持的狀態，除了稅負，他們還要面對準入障礙、行政干預、腐敗和國企擠壓等種種負擔，此時對資產存量征稅形同釜底抽薪，極可能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很難相信在這種條件下，再分配將產生正的轉移支付，它或許會縮小貧富差距，但那將通過把富人變得更窮來達到的。
實際上，有一個現成且無害的要素存量再分配的選擇，它不會帶來負面激勵，那就是把國有資產分給窮人，把土地分給農民和居住在它上面的市民，既然我們有一個如此龐大的可供再分配的資產存量，又何必去剝奪那些辛苦掙下一點產業的中產者和小業主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