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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藥的癥結在哪里？業內外人士早就給出了答案——無非是兩個方面出了問題：一方面是市場流通體制生了“病”；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價格監管在某些環節也出了比較大的問題。這兩方面如果同時失靈，那帶來的的確是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亦有業內人士認為，“這已經不再是藥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了。”但是，我們能僅僅把矛頭指向體制嗎？體制是人制定的，也是靠人來落實的。毋庸諱言，多年來國家為遏制藥價暴利，所下發的文件和進行的制度設計已經很多，這些規章制度不能說全都毫無價值，但為何幾乎淪為一紙空文？我們不缺制度，我們缺的是對制度的尊重，缺的是對制度的執行。
學者孫立平曾稱，“有人對我國現有的反腐敗措施與西方國家的反腐敗措施進行比較，發現在一些領域內，我們的反腐敗措施并不比西方國家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為復雜和嚴密。但問題在于，它們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礎秩序的缺失。”顯然，藥價虛高，也許與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有關，但更說明制度運行的條件和基礎出現了問題。簡言之，制度的失敗，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為制度運行條件的基礎秩序出了問題。
以天價蘆筍片事件為例，每瓶出廠價只有15.5元，藥品經銷商狠狠心也才每瓶加碼到30元，但是地方政府竟然標價每瓶185.22元，醫院再根據15%的規定提價，也就賣到了每瓶213元。而且，醫院必須通過湖南振湘醫藥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進行招標采購，而該公司則是一家紅頂公司。有論者說，“藥價黑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監管沒有到位，但它怎么能到位呢？監管者就是最大的獲利者，總不能自己把白花花的銀子監管掉吧。”最近，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已一針見血地指出，醫院只是“暴利藥”利益鏈條的下游，問題關鍵出在源頭——政府物價部門定價虛高。斯言誠哉！當制度的執行者意欲牟利時，他會真心執行嗎？當監督執行者也意欲分一杯羹，他就必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能否抑制藥價暴利事關醫改成敗，但是，在新醫改實行一周年之際，媒體爆出的“暴利藥”比新醫改實行前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報道說“新醫改一年已經耗資達3900億元”，但是這些錢到哪去了？是不是大部分都進了類似于振湘醫藥的
“紅頂公司”？如果不是，為什么作為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的廖新波也說“傳說醫改已經投放3900億元，但是沒有取得明顯進展”？民眾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解決不了，醫改投再多錢就能成功嗎？
最近，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副組長、衛生部部長陳竺和各省、區、市等衛生廳局長以及衛生部相關司局的主要負責人，簽訂了2010年度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任務責任狀。據悉，這是建立衛生系統落實醫改任務目標責任制和深化醫改任務“問責制”。現在問題已經不斷暴露出來，“問責”能盡快進行嗎？
此外，國家發改委日前也宣布，為打擊藥價暴利，推出四項舉措，其中有“對政府指導價藥品加強成本審核”等規定，坊間稱之為猛藥、狠藥。但在筆者看來，如果不解決制度執行和監管中的潰敗問題，再猛的藥也會被稀釋，最終稀釋到藥效近乎為無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