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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策目標多元化尤其是彼此之間存在沖突時，需要啟用更多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一邊倒的政策緊縮。有待討論的是，當前的政策思路對于處理可能出現的微型“滯漲”局面是否已完備有效，抑或需要做出某些調整。有兩點值得特別討論：政策退出步伐似還滯后于實體經濟周期的上升，如何隔絕財政與金融之間的風險。
從最近發布數據看，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總體上是比較理想的，尤其是與歐元區的糟糕表現形成了鮮明反差；與此同時，也出現了通貨膨脹走高、經濟增速似乎見頂的不良征兆。未來的數據很可能會進一步確認宏觀層面出現的微型“滯漲”格局。對此，宏觀政策需要有所準備，以適時做出調整。
物價正在以超出預期的速度上漲。4月CPI上漲至18個月來的新高，也略高于市場主流預期。受去年基數較低等因素影響，預計未來三四個月的CPI將繼續上升，甚至有望接近5％。很多人推測，四季度的CPI會明顯下降，但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正在變小。在筆者看來，年終的通脹率可能仍會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全年物價漲幅很可能會超過3％的目標。
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新增信貸規模等指標，4月均高于一季度均值，顯示出經濟發展勢頭在進一步高漲。但筆者認為，這種溫和過熱的態勢不大可能持續下去。貨幣供應增速逐月下降，信貸規模得到嚴格控制，宏觀經濟繼續過熱不具備相應的政策環境。今年以來，中央財政刺激的力度明顯下降，隨著房地產新一輪嚴厲調控政策逐漸生效，房地產投資將明顯回落，此外，信貸緊縮、淘汰落后產能以及限制地方融資平臺膨脹等政策，也將抑制地方政府投資的動能。鑒于其他主要經濟體需求的疲軟，中國出口只能溫和增長，外需將不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
注意到上述悲觀跡象的同時，還有兩點需要補充。一是，未來兩到三個季度可能出現的“滯漲”，只是邊際意義上的，而就整體水平而言，通脹雖然很可能會高于預期，但不會陷入失控狀態，經濟增長速度會從一季度有所下滑，但仍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只不過，此前“高增長、低通脹”的樂觀預期會打些折扣。
二是，相比來說，通脹率的上升比經濟增速的回調更值得關注。經濟增速下降，總體上是合理的，也是政策調控所需要的。當前經濟活動已經接近甚至超過潛在水平，再繼續擴張有害無益。為此，財政金融刺激手段已在實施“軟著陸”，并正竭力抑制房地產業的過熱態勢。不過，通貨膨脹以高于預期的速度上升，顯示出管理通脹預期難度在加大。控制物價過快上漲，應該成為政策面下一步的重點。
假定宏觀經濟按上述邏輯演變，我們來看看當前宏觀政策的合理性以及未來可能需要采取的一些新舉措。
中國正采取謹慎而緩慢的退出策略，并時刻關注著國內外經濟可能出現的不確定風險。因此，政策面主要采取了靈活性較大的數量型工具，事實上，可以說幾乎所有數量型工具都已啟用，近來還加強了對房地產領域的調控，股市擴容規模也有所放大。而在價格型工具方面，政策當局似乎還無意引導這方面討論的升級加碼。一個跡象是，在發行最近一次三年期央票時，規模雖高達1100億人民幣，但收益率卻意外下調了2個基點，這就讓人生出由此來對沖回籠貨幣力度加大的影響，并平抑市場對加息的猜想。市場各方預期的人民幣升值和加息的時間點漸次來臨，但在各國金融市場面臨二次探底風險的背景下，凍結這些工具的使用有了新的論據支撐。
對照宏觀經濟出現的新趨勢，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政策工具趨向的合理性。
首先，隨著貨幣政策刺激力度的減弱，中國經濟增長動能也隨之下降，這的確意味著內生型增長機制能將經濟增速保持在一個理想的水平上。這其中，貿易順差的大幅下降是重要因素之一。而貿易驅動的增長機制已很難再回到危機之前的那種狀況。只是因為經濟結構更多地轉向內需只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政策退出的確需要慎之又慎。
其次，當前政策的合理性還在于，宏觀調控政策增加了更多有針對性的手段，這對于處理復雜的經濟形勢是必要的。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個別領域過熱，政策面通過強力治理產能過剩和抑制房市過度投機，能在保持政策刺激力度緩慢減弱的同時，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筆者曾經說過，當政策目標多元化尤其是彼此之間存在沖突時，需要啟用更多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一邊倒的政策緊縮。
有待討論的是，當前這種政策思路對于處理可能出現的微型“滯漲”局面是否已完備有效，抑或需要做出某些調整。由此，筆者在這里特別討論以下兩點。
一，總體來看，中國政策退出的步伐似乎還滯后于實體經濟周期的上升，加息和升值應在政策工具考量范圍之內。盡管發達經濟體復蘇進程中最近出現的不確定性會推遲其政策退出的時點，但也要看到，不少國家已多次加息。中國應對危機的寬松政策推動了去年資產價格的明顯上漲，在其增勢放緩之后，正在對一般商品價格帶來愈加明顯的上升壓力。當前貨幣供應增速和信貸增速同比均在下降，但存款活期化的特征明顯。這是通脹預期增長的一個信號。
二，必須有效控制財政金融之間風險過渡。發達經濟體的主要風險點已從私人部門轉移到了公共部門，這是經濟危機及其刺激政策的自然結果。盡管中國尚無類似風險，但政府的顯性和隱性債務已被廣泛關注。而中國政府債務值得擔憂之處，不僅在于規模可能較大，還在于其不透明性。如何隔絕財政與金融之間的風險，需要一個系統性的改革工程。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