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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父親騎摩托車穿過馬路時，被一輛超速行駛的小車撞倒在地，造成腦部出血、小腿粉碎性骨折以及肋骨斷裂等多處傷。第二天，我從杭州趕回老家泉州陪伴老父，在這座久違的濱海城市呆了半個多月。
在醫院，我驚訝地發現，病房里不少病人都是因車禍住進來的。其中一對母子上街時遭遇車禍，四五歲小男孩眼睛被撞傷，母親則多日昏迷不醒。家人在過道床位的墻上掛了個播放器，整日不間斷地放音樂。聽邊上的人說，她昏迷以來唯一做的動作是，展開雙手作出擁抱狀，看上去極力想保護自己的孩子。半夜里醫院安靜下來后，病人的哀號聲以及從那位母親病床邊傳來的低沉憂郁的音樂，令人神傷。
外出工作不到十年，這座美麗的濱海小城已經變得我都不認識了。走在大街上，昔日感覺還算寬闊的馬路，變得擁堵不堪。這座城市原來以自行車、摩托車多而聞名，如今騎摩托車的人開上了小汽車，卻還維持著開摩托車橫沖直撞的犀利風格。幾年來，這座城市的規模一再擴大，城區急速向四面拓展。原先的農田、村莊，紛紛變成了一幢幢大廈和工業大樓。然而，由于城市規劃前瞻性不足，市區道路難以整改拓寬，不得不像打補丁一樣，這里搭一座立交橋，那里設置一條單行道。
在我看來，機動車劇增、城市規劃和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形勢，是當地交通混亂、車禍頻發的表面原因。歸根結底，這座城市患的卻是和其他許多國內城市一樣的城市化病。
簡·雅各布斯在名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指出：城市就像生命科學一樣，也是一種有序復雜性的問題。它們處于這么一種情形中：“十幾或者幾十個不同的變數互不相同，但同時又通過一種微妙的方式互相聯系在一起。”這番話可以理解成，搞城市化必須面對一個有序復雜性的問題，倘若哪個因素照顧不周，就可能引發一場城市規劃和建設的災難。而事實上，按照當前國內推動城市化的模式，這種結果至少在短期內無法避免。
一般來講，城市化可分作三種基本模式：一種是自然演進，一種是通過市場自發的力量促進，還有一種則是依賴政府的力量強勢推進。在現實生活中，這三種模式當然是互相影響的，只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力量在城市化進程中一直發揮著無可置疑的、絕對主導的作用。問題恰恰就在這里，因為通過政府計劃（美其名曰規劃）和強勢介入，必然存在顧此失彼、隨心所欲、好大喜功等種種弊端。拆了建、建了拆，今天在這里搞工業區，明天又在同一片土地上興建大型住宅區，凡此種種，皆為政府主導城市化進程之弊。
問題還不僅于此。城市化并不是簡單的擴大城區面積，興建高樓大廈，與之相適應的還有一整套城市生活規則。這些城市生活規則，既體現在各種法律法規之中，也表現為日常人際交往的行為和道德規范。在城市化進程中，道路、功能區這些東西還可以規劃，但是城市生活共識的形成，通常卻只能寄望于人們觀念的慢慢轉變。
例如，現在大多數機動車輛都上了保險，發生車禍后要么各自找保險公司，要么讓交警來處理，依照法規該咋辦就咋辦，不行還可以訴諸法院。可現實情況卻并非如此。我在醫院里，經常聽到一些病人家屬打電話給肇事者，要求對方墊付醫藥費。聽上去，大多數交涉都不是很順暢，經常都是以爭吵、辱罵收場。我自己接觸的那個肇事者，不僅沒付多少醫藥費，到了做骨科手術前，居然還結賬退了2000多塊錢走人。由于對方肇事車輛屬于全保，這讓我感到更加納悶。
不得不說，這里既有現行法規的弊端（誰來墊付搶救費的問題），還有人們的觀念問題。這就像奧斯卡影片《撞車》，發生車禍后，基于不同行為理念，人們可能采取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在某種意義上，城市化是對鄉土社會、人情社會的反動。由于與城市化相適應的生活觀念和規則尚待確立，使得處于城市之中的人們觀念混亂，行為失范。這也是當前國內城市化的一種病征。
城市建筑和規劃先驅勒·柯布西耶曾說：“城市，一旦駕馭了速度，就駕馭了成功。”（《明日之城市》）這話針對的是城市交通體系的構建，用在城市化的問題上，卻有必要倒過來：一個地方的城市化速度越快，越發可能陷入社會系統混亂，致使城市生活質量下降、犯罪率上升，以及道德潰敗。
特別是，國內的城市化進程更像是西方19世紀和21世紀城市化的糅合產物。中國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農民進城”為主要特征，因此，國內的城市化在建筑表現形式上，可以非常前衛地借鑒最新的西方建筑理念，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變遷，卻依然具有西方19世紀城市化初期的特征。對于今日的西方，城市化形同一家又一家的肯德基，走到哪里口味都是一樣的；而對于中國來說，城市化就像習慣于喝稀飯的人第一次碰上了漢堡包。
這就提醒城市的主政者，搞城市化建設不可忙于擴大城市規模，而還應注重提升城市文明，培育市民精神，否則的話，再大的城市最終也將淪為一個“大農村”。
我這么說并非全盤否定城市化。正如阿德納·費林·韋伯所說：“不能忽視城市化給我們帶來的益處，正如我們正視城市給我們帶來災難一樣。”我反對的是大躍進式的城市化，以及漠視人文精神的城市化。這種景觀式、政績式城市化的陰霾，如今正籠罩在國內許多城市的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