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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篇著名的報告，《通向一個市場》（Linking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s）讓人浮想聯翩。然而哥本哈根會議后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不甚清晰，那就是，將來存在不存在所謂的國際統一碳市場？
在這個問題上，正在出現兩種可能的傾向：一是形成有約束力的后京都減排框架協議，各個區域和國家的碳市場體系向統一市場趨近，碳減排指標在國際流通時各經濟體傾向于使用統一規則；另一個可能是各國建立內部市場體系，存在較大差異，表現在，比如一噸碳是如何計量出來的、在國際市場如何流通等。
這些不同體系的碳市場之間出現明顯市場分立的特征，一些碳減排指標能夠在較大的市場范圍內流通，而另一些則出現明顯的使用限制。市場連接的規則也將取決于更多政治層面的談判博弈。
正因此，一種論調認為，國際氣候變化政策將分裂為區域性的、自下而上的框架，保護主義將盛行，并將誕生許多不同的“碳貨幣”。咨詢公司Point
Carbon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點——哥本哈根峰會后市場情緒陷于悲觀。全球建立統一碳市場的預期降低，隨之而來的是各國建立國內碳市場體系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排放大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長期在減排問題上堅持自愿原則，州市級層面的減排體系已經運行多年，美國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后均重申到2020年比2005年減排17％的目標，更趨向于建立基于國內立法而非國際協議的內部減排體系。日本于2008年10月開始啟動國內自愿交易試驗。韓國也表示將在2011年啟動地區排放交易。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陣營，提出到2020年碳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減排目標，碳強度指標將作為核心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印度的目標是2020年碳強度比2005年削減20%~25％。
這些國內目標和行動的提出，反映出以下趨勢：一是在全球減排協議達成前，各國通過國際談判達成妥協的空間減少，二是各國的減排行動將主要以自主減排目標和內部體系的方式出現。
迄今為止，在全球氣候保護的可持續目標方面可以說一直有兩種不同思路，一種“自上而下”，另一種則是“自下而上”。前者需要首先確定全球長期目標，從該目標出發計算滿足長期目標的全球碳預算，再對各國進行公平分配。《京都議定書》可以說是這一模式下的階段性產物。而后京都階段的全球減排框架能否達成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完成自上而下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設定和預算分解正在遭遇難題。
目前看來，“自下而上”逐漸成為主導趨勢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即各國估算各自滿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量，經過加總得到全球總排放量，據此判斷能否滿足保護全球氣候的長期目標。如果超出，就需要重新調整形成反饋機制。哥本哈根會議后1月內各國申報減排目標的做法正是后一種趨勢的體現。
趨勢是，以美國為代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建立各國國內減排交易體系的選項權重加大。美國氣候特使斯特恩堅決表示，美國絕不會簽署《京都議定書》以及任何國際協議。這顯然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方法。以此角度來看，美國國內立法的遲滯和阻礙目前沒能成為全球減排協議的催化劑，相反成了阻礙，至少是極大的時間干擾因素之一。由于美國國內立法的背書成為空頭承諾，而其他國家無法接受“被搭便車”，談判議程即告中斷。這也是最近出現“去美國化”談判呼聲的原因，畢竟當年《京都議定書》是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生效的。
“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這可能并不以國家和個人意志為轉移。它是整個國際格局演變、國家實力起伏、外部經濟環境嚴酷與否，以及內部制約瓶頸等因素決定的結果。當然，“自下而上”是否將無序而缺乏效率，目前還不能輕易得出結論。
我們所面臨的情況更加復雜和難以預測，因為各個市場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將更多體現或者確立獨特性，不愿或不甘進入既有軌道，而傾向于另辟道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趨向也在帶來新的市場氛圍和潛在機遇。作為排放交易的設計、組織和參與者，如何在營造本土化市場方面取得更大的話語權，將可能比碳市場發展的過去若干年更加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為北京環境交易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