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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美國130名國會議員聯名寫信呼吁奧巴馬政府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3月17日，世界銀行也發布報告建議人民幣匯率更加靈活。以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教授等為代表，美國的很多智庫學者也在媒體上廣泛呼吁，現在新一輪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已經形成。對于中國來說，一個艱難的選擇擺在面前。
但實際上，縱觀各方觀點和討論，人們對以下兩個問題還是需要答案：人民幣升值是解決經濟失衡問題的根本出路嗎？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根本目的何在？
人民幣升值并非根本出路
對于第一個問題，答案非常清晰，人民幣升值并不是解決經濟失衡問題的根本出路。
美國認為，人民幣升值可以改善中美貿易狀況，減少美國貿易赤字，有利于全球經濟平衡發展。這種觀點是不合理的。國際貿易更多地由國際產業分工和產品競爭力等因素主導。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收益，也由該國的資源稟賦、技術條件等實體經濟因素決定。
中國的貿易順差源于中國勞動力低成本和資源稟賦優勢。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已經升值近21%，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6%，但從前一段中美貿易情況來看，人民幣升值并沒有改善中美貿易順差的情況。今年3月中國有可能實現單月貿易逆差，但中美之間仍將是順差。
其實美方對這點是清楚的，也是承認的，若要緩解中美貿易差額問題，應由美方放開對高科技等產品的出口。
不僅僅是人民幣，德國、日本近三四十年的故事也是如此。雖然德國馬克、日元、歐元對美元整體有很大幅度的升值，但德國、日本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家。
美元地位要求赤字 全球化帶來美國逆差
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本質上是由美元本位制造出來的。貨幣儲備資產的供應國，必定會存在國際收支赤字，否則無法向世界其他國家供應儲備貨幣。美國要向世界其他國家供應美元，必然會存在國際收支赤字。這是一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最重要的輸出渠道。
要知道，日本過去30年一直持續進行的日元國際化之所以成效不顯著，在目前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比非常低，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是貿易順差國，無法通過貿易赤字的形式對外輸出貨幣，而只能通過金融資本渠道進行貨幣輸出。這是日元國際化和美元、歐元國際化的一個根本區別所在。也再度反襯出，貿易赤字與美國國際貨幣地位的關系。
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是美國貿易赤字的最重要根源。還有一個重要角度，不在于貿易，而是全球在投資和產業層面的分工。正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所指出的，中國沿海很多企業、工廠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產業轉移，但在所有權上仍屬于美國或其他國家的企業。美國在中國投資的企業，生產產品出口美國，其實本質上是美國自己的企業產品在滿足自己的需求。
由于目前的貿易順差統計機制，是以國境線，而不是以所有權來統計，這造成真正基于所有權層面貿易統計的假象，這是由于資源稟賦導致的全球投資和產業轉移造成的。
自美國產業開始向墨西哥、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乃至向印度、越南等新興市場轉移開始，美國的貿易結構就被國境線所改變，但這個過程本質上是美國企業通過全球資源配置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過程。雖然表面上是美國貿易逆差，但美國卻獲得了更大的利潤。
逼人民幣升值是美國片面追求國家利益
即便是美國教授們的研究結論也支持，來自中國的物美價廉的產品豐富了美國消費者的需求，還拉低了美國的物價水平，在中美的貿易結構中，美國是獲得了大量好處的。那么，美國為什么還要施壓人民幣升值呢？
從短期來看，當下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政治性特別明顯。拿中國貿易和人民幣開刀，緩和美國國內因為危機和失業導致的壓力，是美國有關方面的慣用手法。
如果說在經濟上能有什么意圖，則是為了在戰略意義上遏制中國經濟的發展，并打壓已經成為重要區域國際貨幣的人民幣。
無論是從政治意義上，還是從長遠的經濟戰略意義上，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是美國片面追求國家利益的表現。
從市場經濟的觀點來看，美方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提法本身就是反市場經濟，并主張對匯率進行操縱的。縱觀歷史可以發現，實際上美國正是歷史上最大的貨幣操縱國。真正能夠提高經濟效率和人民福祉的是自由貿易，匯率制度的涉及應以便利貿易的開展為原則和標準。也正因為如此，1944年簽署的布雷頓森林協議就確定了固定匯率制度的國際金融體系，這種金融體系有利于國際貿易的開展，但不利于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來攫取鑄幣稅。
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單方面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通過浮動匯率制度，美國央行擺脫了固定義務的束縛，可以通過大量發行美元以及美元貶值來攫取鑄幣稅，追求美國的國家利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了防止德國馬克和日元成為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美國通過制造貿易爭端并以貿易制裁為借口，迫使馬克、日元升值。
中國怎么辦？
對于中國來說，應當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為什么呢？是要努力發展實體經濟，這應當是我國經濟發展中堅持的基本戰略。沒有實體經濟的發展，服務業、金融業等就成了空中樓閣。
目前我國真正需要做的，是提升技術水平和積累人力資本的實質投資，這方面應當借鑒日本的重要經驗以及教訓。
我們還要對美國可能采取的措施做好應對。從歷史經驗看，美國壓迫他國貨幣升值可能采取的做法主要是貿易制裁，包括征收懲罰性關稅、聯合其他國家施壓等。對此我們應理性看待。對商品征稅，并不能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國際產業的分工布局以及各國貿易格局。商品稅的稅負也將由消費者和生產者分擔，分擔的比例和商品的彈性相關。我國只需要維持匯率穩定，把微觀企業的經營決策留給企業完成，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價格等方式應對。
從根本上，美國最要維護的是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中國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拋售美國國債。并且在戰略上，中國應該支持歐元與美元抗衡，為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預留空間。
此外，維持匯率穩定并不意味著中國毫無作為。中國應該改變外匯管理制度，做到藏匯于民，這樣既可以緩解通脹壓力，也可以通過民間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來緩和貿易不平衡問題，而不是單純通過政府采購團的方式進行。
（作者系商務部原副部長、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