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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優化經濟結構，已經成為經濟工作最突出的任務。
胡錦濤總書記2月3日在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的講話中強調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他一連50次使用“加快”的字眼來強調問題的迫切性。這說明舊的發展方式所帶來的弊端已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
在我看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和基礎，是擯棄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支撐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采用靠效率提高驅動的發展模式。
舊發展模式的主要弊端，在宏觀經濟層面上，主要體現為內外兩方面的失衡。所謂內部失衡，主要是指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我國這些年的投資率不斷攀升，目前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已經大大高于多數國家的平均水平。在投資率畸高的同時，我國居民消費的比重卻在下降，僅為一般國家的一半左右。這種狀況會造成最終消費不足，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過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消費品市場銷售疲軟，企業財務狀況惡化等消極后果。所謂外部失衡，主要是指由低附加價值產品出口形成的高額國際貿易順差和高額國際收支盈余，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由此造成中國對外經濟溢利下降、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與國際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加劇。
內外失衡的交織，會導致貨幣的過度供應和流動性泛濫。而貨幣的過量供應必然導致資產泡沫或者通貨膨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最值得警惕的是：這些狀況的出現會使整個金融系統變得脆弱，當出現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樣的沖擊的時候，就會出現嚴重的系統性風險。
對于已經取得了相當成就的中國經濟來說，要長久保持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解決“兩個失衡”問題，避免經濟出現大的波動，就必須改弦易轍，把經濟發展引導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各類創新活動上來，實現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到現代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際上，從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們從各地的調查看，哪一個地區，哪一個行業，哪一個企業，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在提升產業上做得好，哪個地方受到的沖擊就小。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于中國來說，并不是一個新問題。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了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發展國民經濟的十條方針。“九五”(1996—2000)計劃時期，中央就已經明確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十五”(2001—2005)計劃又把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結構升級規定為五年經濟發展的“主線”；“十一五”(2006—2010)規劃更是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這一時期的戰略重點。但從轉變的效果來看，收效并不明顯。
為什么發生這樣的問題？看來基本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與舊的經濟發展方式相配套的體制基礎還頑固地在起作用。比如，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信貸、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仍然將產值的增長速度作為各級官員政績優劣的主要標志；在財稅體制中，各級政府的收入與物質生產部門的產值直接掛鉤；大部分生產要素仍然由行政定價并采取低價政策，導致價格信號的嚴重扭曲。第二，還沒有能夠建立起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經濟和社會、文化、政治環境。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的創新能力已經大大增強，許多技術發明已經進入世界前沿。但是由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不夠完善，這些技術發明往往由于受到制度的壓抑而難于順利地實現產業化。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國能否加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型，關鍵在于能否真正推進改革；沒有體制與機制上的重大突破，發展方式的轉變依然會舉步維艱，更談不上加快根本性的轉變。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是當前的迫切任務，也是極其復雜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依據現階段中國的國情，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建立起一個規范的法治化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以改革來推動轉型，同時以轉型來保證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徹底走出危機的陰影和進一步實現經濟的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