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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主題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集體采訪。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表示，我國要逐步實施高校的分類入學考試，今后全國本科、專科一起考試的制度要加以改變。目前教育部的設想是今后在全國只舉行本科院校入學的統一考試，而把專科院校的入學考試權下放到省級，把本專科入學考試分開。(新京報3月13日)
媒體的調查顯示，目前社會各方對分類考試并不看好，家長普遍對此表示反對。不少家長擔心分類考試會加大考生的負擔，原因很簡單，分類考試之后，很少有考生只選擇報考高職高專，而必然大多還是會參加本科考試，在未被本科院校錄取之后，才會選擇高職高專。(信息時報3月14日)
上海和浙江等地早幾年已經實行本科和高職的不同錄取辦法，在上海，如果只報高職高專志愿，將在高考中少考一門學科，浙江也大致如此。可是，實踐的結果表明，很少有學生只報考高職高專，大家寧愿“受累”多考一門。實行分類考試就不是多考一門，而是多一次考試了。所以，才有家長感到這是增加學生的負擔。
在筆者看來，分類考試將增加學生的考試選擇空間，提高高校選拔人才的精準性，其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目前分類考試的設計，有些想當然——考生的考試選擇權增加，前提是這一選擇對學生有吸引力；高校的選拔精準性提高，需要擴大招生自主權。從教育部談到的分類考試思路看，未充分考慮受教育者對高職高專教育的需求，以及社會對高職高專教育人才的需求。
從我國高職高專的發展現狀看，情形并不樂觀，雖然每年就業時傳出的消息顯示，高職高專的就業要好于本科，甚至研究生。但是，高考考生選擇高職高專的熱情并不旺，能進本科絕不進專科，進了專科放棄錄取來年再考進本科，在高考中很是普遍。統計數據顯示，每年有四五十萬學生放棄錄取，主要集中在民辦院校和高職高專。
如果分析受教育者的需求和社會對高職教育的需求，不難發現，高職教育存在以下問題和機遇。
高職的問題有三，一是在高考招生中，被安排在最后批次，給人的感覺，是最差的學校，事實上，安排在最后一批次錄取的高職高專，確實也只能錄取高考分數最低的學生；二是高職學生的求職受限，拿報考公務員來說，很多崗位明確提出報考者必須要有本科學歷，雖然高職高專學生動手能力并不差，但學歷成為高職高專學生求職的攔路虎；三是高職學生的繼續求學空間狹窄，高職高專畢業生繼續求學的途徑主要為“專升本”和接受成人教育、網絡教育、自考助學的本科教育，前者名額有限，且211院校已不再接受“專升本”，后者則眾所周知地受到學歷歧視。
但高職也同樣有發展的機遇，首先是我國產業發展，為高職人才提供的空間，要比普通大學教育培養的人才更廣闊。容納大學人才最多的無疑是服務業，但在我國GDP構成中，服務業僅占40%，未來10年我國服務業的發展，前景如何，還不得而知。其次，最新的資料顯示，我國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這1億初中或高中畢業的年輕人，需要進一步接受中職和高職教育，培養、提高技能。在高中畢業生人口逐年減少的未來10年中，如果高職向年輕農民工開放，其發展空間要比大學本科教育大。
如果將受教育者對高職的評價和社會對高職的需求聯系起來，將找到適合我國教育發展的考試改革和教育改革模式。
在分類考試設計中，針對高職高專的考試，應根據高考升學率已達60%的現實，實行高職高專院校完全自主招生，而不必再舉行全省統考。其實，在北京和上海，高職高專院校的招生已經逐漸放開。2009年，上海有21所高職院校的12000名招生計劃，通過自主招生完成，參加高職院校自主招生考試被錄取的學生，不再參加高考。
與之相比，教改《規劃綱要》提到的改革思路顯然滯后。另外，實行高職院校自主招生，還可以打破戶籍限制，允許農民工（及其子女）在當地報考高職，這是促進教育公平、實現高職良性發展、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贏舉措。也就是說，高職的招生或可率先實現《規劃綱要》所提出的“探索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
在高職學生的出路設計中，應借鑒英美等國對職業教育、社區教育的做法，實行職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學分互認，職業教育學生可以在求學中轉到大學教育。教改《規劃綱要》提到了設立教育立交橋的構想，在我國高校落實和擴大辦學自主權之后，自由申請入學制度和自由轉學制度必將逐步建立，允許受教育者在不同類別高等教育中自由流動，才能最終讓各類教育平等競爭，消除教育的“身份情結”。 |